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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要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使全党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的把握上达到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党的指导思想
从理论体系的特征及其形成的要求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全部特征和形成要求：它回答新时期如何建好党、执好政这样的时代课题，以解决在新的形势下“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如何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建党执政的根本问题为出发点，形成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有内在继承、又有重大发展的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逻辑结构，使我们党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正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这样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十六大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建党执政历史课题的理论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后，通过进一步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特别是重点回答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性课题，形成的建党执政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以解决建党执政的历史课题为取向，着眼于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以“三个代表”的基本理念为核心，以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重要理论观点为内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形成了新时期建党执政的理论体系。它的体系结构至少包括以下要点：(1)执政地位论；(2)执政本质论；(3)执政目的论；(4)执政条件(资格)论；(5)执政意识论；(6)执政权力论；(7)执政责任论；(8)执政要务(任务)论；(9)执政目标论；(10)执政方略论；(11)执政方式论；(12)执政制度论；(13)执政环境论；(14)执政基础论；(15)执政能力论；(16)执政人才论；(17)执政考验(风险)论；(18)执政创新论。这一体系结构，立足于“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着眼于“建好党”和“执好政”这两大历史使命，传承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侧重于在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如何通过建设好党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理论主题，彰显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从江泽民同志以及第三代领导集体十三届四中全会受命于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时，就已经开始的。2000年2月，“三个代表”这一具有极大创新性和包容性的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形成。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的时代课题凸现的时间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的时代主题，是我们党取得政权、并且经过长期执政以后，如何建好党、执好政。这一历史课题应该说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就已经出现了，但十分突出地凸现出来，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的事情。当时，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苏联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党内党员、干部队伍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这些新考验，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旺盛活力，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是如何建好党，执好政。这是时代向我们党提出的课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之初就面对它，在整个执政过程中都在不断思考它。
其次，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和政治交待分析。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我们党建设好党、执好政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根本道路问题。但任何伟人都只能够解决历史条件所允许解决的问题。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更是酿成了严重后果。邓小平深深看到了这些，所以他在后来称之为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待的一系列谈话中反复叮嘱：“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邓小平的这些政治交待，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开始就对这些问题引起高度重视。
再次，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历程分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围绕如何建设好党、执好政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从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切实做好几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到世纪之交中共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从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到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初强调要“永远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到2000年2月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理念，中间经过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长期的艰难的探索，经验在不断积累，认识在不断深化。最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产生了思想认识的飞跃，以“三个代表”这一理念，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把新时期建党执政的理论体系统领起来，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逻辑的必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向前推进的必然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必然性，深深蕴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中。
每个深刻变革的时代，都要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反映该时代本质要求的理论思考和理论体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江泽民同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趋势，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审时度势，洞察到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到一定阶段出现的，认识和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深刻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阶段性特点。这就高瞻远瞩，鞭辟入里，清晰地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逻辑，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而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在当前中国所有要解决的问题中，“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继邓小平同志初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后的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终能否成功。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这一时代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次作出了深刻的系统的回答。这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以回答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为出发点和突破口，以解决新时期建党执政历史任务为主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最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党将这一成果写上党的旗帜，对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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