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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31岁的何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平凡女教师到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至今还缠身没有最终定论的“性骚扰”官司。
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位性骚扰案胜诉原告女教师何某，在今年6月9日一审胜诉后一直保持低调、回避媒体采访。前日，经记者多方联系，她终于接受了晨报独家采访，吐露心声。
可能是由于一审胜诉的缘故，眼前的何某心情愉悦，显得很轻松，就像甩开一个背负很久的包袱，长期压抑的感情得到宣泄。
●为何要告上法庭
他一直没有表示任何歉意“之所以去年5月学校对盛某作出处罚决定后，还要上法院告他，是因为当时学校责令他作检讨，可他一直没有当面给任何歉意的表示，更不用说检讨道歉。”何某说，她这才下定决心向法院讨个公道。
●打官司对工作的影响
很多同事关系疏远了
“包括学校和部分老师，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他们认为学校已经处理了，我还将他(被告盛某)告上法院是小题大做，断送了他的前程。”何某说，打官司之后，和盛某关系较好的老师，对她再也不理不睬了。“之前关系也还好的老师也有些疏远，我好像成了万恶不赦的罪人一般。”她一脸无奈，话语有些沉重。
教学质量评价下降了
事情发生到现在，前前后后一年多的时间，除了有人不理解外，何某说在工作方面也有很大影响。
“打官司之后，我的教学工作要得到肯定很难。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是督导员，在教学质量评价时有说话权。”何某说，去年上半年她的教学评价等级为C，此前每年的评价都是B(最差为D，通常指有重大教学错误)。“打官司分散了我的精力，是教学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我想不是仅此而已。”
●性骚扰案对家庭影响
丈夫曾经怀疑我“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丈夫也怀疑过我”，何某说，“一开始家庭气氛很不和睦，夫妻俩在一起的时候，都刻意回避谈到、讨论这个话题，那时心情非常糟糕。直到去年5月，在基本查清事实，拿到学校的处罚决定和录音证据之后夫妻关系才恢复，随后一起处理问题和承受压力，关系越来越好。这时两人才一起商量应该怎么做。”
●检讨自身“过错”
性格过于外向给了他错觉
“出现‘性骚扰’，是否检讨过自己的原因呢？”记者这样提问。“性格过于外向给了他错觉。事后我想，自己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沉思片刻后，何某回答。
“平时我与每个老师关系都蛮好，打打闹闹在同事中很普遍。一起外出办事、谈谈话，我觉得同事之间这很正常，可能他认为我对他有意思什么的。”她说，有几次我和别的老师走得比较近，聊天、开玩笑，他就对我说“你怎么和他那么好啊”，好像在责怪我似的，我笑着回答：“你急什么呀，我老公都不管我。”
●事情为何捂了一段时间
顾及自己也顾及被告的面子
出现“性骚扰”后，很长时间没有捅出来是为什么？
“我也很爱面子，对这种尴尬事难于启齿。再说我也要顾及他的面子，毕竟都是关系很好的同事和上司。每次当他有那些越轨言语和举动时，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就提醒他要注意。”何某说，为摆脱这种没完没了的纠缠，在翻脸之前，两次提出要调到另外的学校，都没有成功。
●打官司颇费周折
找过好多律师都不受理
对于“性骚扰”这一现象，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专门法律条文，让法律人士深感困惑。这也正是何某打官司颇费周折的原因。
“最开始，我和丈夫找过好几家律师事务所，都是说这个官司打不起来，法院不会受理。就是受理了，几乎不可能胜诉，他们都不愿意接这个官司。”她说，前后半个月时间找了近十家。直到在湖北伟辰律师事务所，唐江涛和张绍明律师分析她现有情况，提醒应该获取哪些有利证据等等。在他们的指导下，才拿到了两份关键性的证据———学校的“处罚决定”和“录音材料”。
●打了一场没把握的官司
没想到一审会赢
“开庭前一个月，我突然有些害怕，担心难以预料的事出现，不敢出庭。”何某说，当看到盛某到处找人写证言、出庭作证，心里有种莫明的恐惧感，很难预料他会找些什么人、什么证词。并不是担心会输，而是担心一些出乎意料的事发生。
“当律师告诉我，官司赢了的时候，我都没反应过来。之前我想只有1%赢的可能性，却没想到这1%的机会让我碰上了。”说到这，何某显得很激动。
没把握打赢官司为什么还要打呢？记者不解地问。“当时已经拿到了一些证据，不管是赢是输，我都要把它说出来，说明事实真相，洗清自己清白。”
●会坦然面对二审结果
“如果二审败诉，你怎么面对？”记者问。“现在我的心情很平静，我觉得我能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不管二审的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该怎样过就怎样过，我想我能坦然面对一切的。实在要是输了，还是打算将所有的证据通过媒体公布，来说明真相。”●忠告社会女性受到“性骚扰”时大声说出来
最后，何某借晨报向社会上广大女性朋友们建议：
“当你受到‘性骚扰’时应该大声说出来，不要遮遮掩掩。当他第一次对你有这种举动时，就应该毫不客气地严词斥责，不给任何机会。不要有顾虑，否则只会像我一样，越遮掩越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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