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5月24日。西昌卫星发射场。“北斗一号”卫星将于子夜从这里发射升空。
18时30分，发射中心气象室发出警报：预计未来1小时内，发射场区8公里范围内，将有雷雨天气出现。
19时，发射场上空果然出现闪电，随后下起了大雨。发射指挥部向中心气象室主任询问发射“窗口”的气象情况。主任回答：“没有问题！”
真是神机妙算。23时50分，雷电停了，雨过天晴。24时34分，火箭准时起飞。中心气象室又一次以其精确的气象预报，保证了卫星的安全发射。
西昌卫星发射场位于大凉山一条峡谷中，三面环山，是个略呈半封闭式的“小盆地”。这里海拔高、纬度低，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理想的地方。但由于地形复杂，大气候、小气候互相交织，特别是发射场处于我国三大强雷暴区之一的西南雷区边缘，对航天发射的影响很大。因此，气象保障直接关系着航天发射的成败。
中心气象室刚成立时，气象资料近乎空白，这对十分依赖历史气象资料的气象预报工作是个“死穴”。中心气象工作人员不等不靠，一面进行科学研究，持之以恒地积累有关气象资料；一面向当地有经验的老人请教，掌握了场区小气候的变化规律。
1984年4月8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第一次卫星发射。傍晚，离预定发射时间还有两小时时，发射场上空突然涌来了团团乌云，下起了大雨。是中止发射，还是按程序继续进行？人们的眼睛都盯着中心气象室。气象预报员张增政经过仔细计算和分析，坚定地回答：“晚上7时前后，发射场区不会有雷雨，地面风速小于5米/秒，符合发射条件。”指挥部根据中心气象室的预报，决定发射时间不变，按原计划进行。就这样，我国第一颗通信试验卫星终于在预定的发射“窗口”成功起飞。
航天发射最怕的是发射场上空出现雷电。为此，中心气象室决定自行建设发射场区雷电监测预警系统。为了攻克这一全新课题，技术员郭学文和同事们历时4个多月，多次到北京、兰州、上海等地进行调研，连女儿出生都没顾上照顾。
地面电场仪网是雷电监测预警系统的关键部分，需要多种精密探头，但当时国内没有这种产品。郭学文和大家自己动手，历经上百次试验，终于制造成功了12个防雷、防水、防雪的探头。雷电监测预警系统的研制成功，使中心的航天气象保障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1990年4月，我国首次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这是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第一仗。根据中美双方签定的合同，卫星发射应在4月20日以前进行。这年的2月底，中心气象专家吴传竹根据对场区多年气象资料的分析和近期天气形势的判断，建议卫星发射应瞄准在4月5日19时左右。但是，美方人员却不相信中国气象专家提前一个多月作出的气象预报。他们说，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也只能提前预报半个月的天气状况，且准确率仅为60%，更何况是设备落后的中国。因此，他们仍把发射时间定在了4月7日。
事实胜于雄辩。4月5日晚，发射场上空晴空万里，满天繁星，是发射的最佳时机，但是被错过了。4月7日晚7时50分，原计划的发射时间到了，发射场上空雷声依然不息，雨越下越大，发射不得不推迟。
就在这时，中心气象室根据最新的云图资料和雷达系统的监测数据作出判断：当晚21时前后，有块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的云空将漂移到发射场上空，持续时间约40分钟。指挥部当即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21时30分前完成卫星发射。21时30分，发射场上空真的出现了一片晴空。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从这片云空里穿了出去，卫星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气象预报是概率性预报。而航天发射不能建立在概率上，它要求尽可能地100%准确。面对这一挑战，中心气象室的科技人员以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不断攀登科技高峰。
国际气象界有个“锋面理论”。按照这个理论，西昌卫星发射场的天候应该属于副热带季风天气类型。而根据这一理论作出的预报，结果多次和实际情况不符。一个大大的问号留在了气象室主任赖顺来的心里。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提出了“双锋学说”，认为发射场区多变的气象状况，是来自不同方向两个锋面的双路冷暖空气交汇夹击形成的结果。这一理论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气象理论在发射场区天气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大大提高了气象预报水平。
在这支航天气象保障的队伍里，还有许多像赖顺来这样的攀登者。高级工程师江晓华完成的《西昌高空气候研究》，利用多种气候分析方法，提出了发射场高空气象要素分布规律，为准确制作场区天气预报及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气象室课题组历时两年完成的《孟加拉湾云系与场区天气关系研究》，实用价值高，填补了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青年科技人员周率撰写的《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与发射场区天气研究》一文，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据统计，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室组建以来，共完成了28次卫星发射气象保障任务，综合预报准确率达到95%。全室共获得27项军队科技进步奖，并在全国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30篇，撰写出版了8部专著。他们先后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