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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她接到“通知”，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不知代表为何物，足足当了三年会上的举手“哑巴”。
有一天，终于觉悟，终于发威，她成了官员敬畏的“大炮”。
2003年，她竟然落选——为什么会这样？
哑巴代表开口说话
1952年，姚秀荣出生在河南省内乡县一户农民家中，是九个子女中的老四。小时候，姚秀荣家里非常穷，16岁时，父亲去世了，正上高中的姚秀荣辍学回家，种地、砍柴、割草、打场，跟男劳力干一样的活。1972年，姚秀荣被招工到安阳，当了一名刨车工，后又调到焦作起重运输机械厂。在厂里，从上道工序转到下道工序的活件，由天车运送，但姚秀荣嫌天车运得慢，就跑过去用手搬，最多时一天搬运上千公斤。在这个以身强力壮的男工为主的重工业单位，姚秀荣年年都能当上劳动模范。1987年，姚秀荣一年干了两年半的工作量，在焦作市引起轰动。第二年，她当选为焦作市劳动模范，以后，又相继成为省劳模、全国劳模、河南省“十大女杰”之一等。
1993年3月6日，厂领导去车间通知姚秀荣：放下工作，到北京参加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到通知，姚才知道自己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到会上，姚秀荣一看有那么多干部代表，心想咱是工人，领导说啥咱听啥，领导举手咱也举手吧，就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她是第一次到北京，感觉很新鲜，平时工作也很累，就利用开会的十几天，好好休息一下。
这样的“哑巴代表”，姚秀荣一当就是三年。
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农民代表，很多都是跟姚秀荣一样的“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他们既任劳任怨，又默默无语。
但与其他代表比起来，姚秀荣还有另一层性格，即爱打抱不平。第四次去北京开人代会时，姚秀荣再也憋不住了。一是这几年中，她已经懂得了人大代表的职责，并且也做了许多事，积攒了许多要说的话；二是眼看人大就要换届，再不说就没机会了，“说出来，以后不让来也无妨了”！
1996年3月12日，各省代表团分组讨论。河南代表团安排了13位代表发言，姚秀荣排在第12位。前面几位代表发言时，姚秀荣急得不行。第三位刚刚讲完，姚秀荣就腾地站了起来：“我是来自一线的代表，我要说话！”
她一开口就语惊四座：“现在的领导下去视察，都是警察护卫，记者报道，一派风光，浩浩荡荡，其实一点儿真实情况也听不到，而且还劳民伤财！”姚秀荣又讲农民负担问题，讲司法不公问题，讲他们这些代表如何“夜查派出所”、如何监督纠正冤假错案……一口气讲了45分钟，代表们纷纷鼓掌。省领导高兴地对河南省人大秘书长说：“下一届河南还要报姚秀荣当全国人大代表。像她这样的代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从1996年到去年，我是年年发言，年年抢说，我提议案，写建议，见缝插针地说！去年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还说，在人大代表中我提的议案、建议数量最多，是全国冠军！”姚秀荣自豪地对记者说。
“代表要有强烈的正义感！”
《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曾问姚秀荣：“以您的经验来看，什么性格的人适合当人大代表？”姚秀荣回答：“除了对老百姓有热心、爱心、同情心外，人大代表还要“有强烈的正义感。”
从骨子里，姚秀荣是个蔑视权贵的人。1997年7月，焦作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评议公检法。姚秀荣在会上点名批评：“某某检察长坐赃车”、“某某检察长买一辆摩托车报销了三次”、“某某检察长打白条从企业拿走4·８万元”……检察长们的这些问题，本来纪检部门也在查，但查不下去；别人不敢说，姚秀荣敢说。她在大会上一掀，一家伙将五个检察长、两个反贪局局长掀下了台。
1996年11月，姚秀荣监督南阳人赵东升被桐柏县城关派出所治安员毒打致死一案。在案情通报会上，省检察院领导说：“鉴于这个案件从1992年发展到1996年，时过境迁，没法查清……”姚秀荣听到这里，猛地一拍桌子，怒斥：“啥时过境迁没法查清？”她指着检察长说：“赵东升不是你家儿子，要是你家儿子，保证能查清！你对老百姓的儿子就这么不负责任？”散会后，检察长跟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大代表！”
赵东升案是姚秀荣监督得最辛苦、最伤心的一起重大案件。这起案件，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张瑞璋邀请她一起监督的。此前张瑞璋已监督了三年多，但由于地方势力的保护，打人凶手外逃，案件迟迟没有侦破。
1998年，张瑞璋落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监督此案的重任落到了姚秀荣肩上。她说：“我带上了母亲的感情，把赵东升当成自己的儿子，非要为他讨个说法不可！这就坏了——不惜任何代价了！”
姚秀荣三天两头往郑州跑，追着省人大、省政法委、省公安厅要说法。中午人家单位下班，她就吃两只烧饼，把报纸铺到地上睡一觉。南阳市公安局跟姚秀荣汇报说：外逃的打人凶手陈淮峰无父无母，姚秀荣就自己跑到桐柏县，装扮成穷困潦倒的民妇，穿得破烂不堪，在桐柏县暗访了六天，查清陈淮峰不但有母亲，而且还有亲戚是县里某局领导，证实了公安局在跟她说假话。
1998年3月12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们讨论法、检两院报告时，姚秀荣掂着赵东升案件的布告痛哭失声：“大家都看看！这是人命关天的案件，代表们监督五六年，没有任何进展！究竟赵东升的冤屈能不能讨个说法？现在不是老百姓在告状，而是我们人大代表在告状了，我们这些代表也是前赴后继啊……”河南籍的33位全国人大代表义愤填膺，全体签字，支持姚秀荣讨说法。
这起案件，姚秀荣等代表整整监督了八年。2001年9月7日，两名打人凶手被南阳市法院依法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
有事就找姚秀荣
焦作市有个全国闻名的人大代表七人小组，他们是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河南省人大代表李朝义及焦作市人大代表卢靖之、赵启群、董世坤、马希方、李顺兴等。七人小组活跃了七八年，接待了2万多件次的来信、来访，监督了1000多起案件，提了400多件议案、建议等，搞得红红火火。
人大代表地位的提高，反映着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但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外部环境改善外，还得依靠人大代表自身的努力。焦作七人小组刚成立时，就遇到了政府及司法部门看不起人大代表的事例，最刺激人的是这样一件事：
修武县西村乡有个省人大代表侯凤泉，是劳动模范。1994年，侯凤泉所在村庄与别人发生经济纠纷，该案在方庄镇法庭审理，久拖不决。乡亲们跟侯凤泉说：“你是省人大代表哩，你去问问！”
侯凤泉就去了方庄镇法庭，问起官司的事。庭长反问：“你是谁？”侯说：“我是侯凤泉，省人大代表。”说着，掏出代表证，恭恭敬敬递给庭长。不料庭长看一眼，随手就给他撂地上了：“你这代表证，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纸！”
侯凤泉回来对李朝义一说，李朝义又跟姚秀荣、卢靖之等人说了，代表们非常气愤。其他人不懂法律尚可原谅，法官不懂法却不可原谅！代表们集体来到方庄镇法庭，非要庭长说说“代表证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不如一张擦屁股纸”？庭长吓坏了，死不承认说过那句话，“我要说了，出门就叫汽车撞死！”
卢靖之是七人小组中的“军师”，他说：“这几件事让我们思考：应该怎样提高人大及人大代表在人们、特别是在执法人员心目中的地位？思考的结果，就是不能让执法部门忘了人大的监督权，得跟他们打打交道！”
1996年4月，因群众反映，派出所经常有半夜三更捆人，打人，刑讯逼供等现象，卢靖之、姚秀荣就策划了一次“夜查派出所”行动，由时任《焦作日报》副总编的卢靖之制订“路线图”，姚秀荣等三名代表晚10点出发，凌晨两点回来，去查派出所。第二天，《焦作日报》登了消息：《人大代表夜查派出所》，全市震动。市公安局局长亲自把代表们请去，表示感谢，同时宣布将这两个派出所所长就地免职，勒令他们背着铺盖卷，到市局关七天禁闭；责令两个公安分局局长写出深刻检查，通报全市公安系统。后来，市公安局组织力量自己又查了一次。
查完派出所，再查检察院。群众称检察院为“检老大”，意思是检察院的“老大”思想严重，没人管得了他们。七人小组了解到，市检察院反贪局在办理一起案件中刑讯逼供，对证人收取“不准翻供保证金”；将证人、犯罪嫌疑人长期羁押在检察院办公室；去犯罪嫌疑人家里搜查时不出示证件，有些物品不上清单……1997年，七人小组在掌握大量证据基础上，对此案介入监督，几次质询、交锋后，不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而且反贪局局长也被免职。
监督了检察院，再来监督政府。1996年，焦作市解放区建了家稀土厂，不但污染空气，还产生放射性废渣，附近的村庄遭了厄运：鸡下软蛋，猪生软胎，树叶枯黄，庄稼种不成，老百姓告状告不赢。七人小组深入调查后，写出报告，15名人大代表签字，一起监督。1997年12月，市政府作出决议：这家稀土厂永久性停止生产！
看到七人小组搞得有声有色，许多人大代表想加入，可惜有些代表素质不够理想。直到1997年，赵启群、董世坤等较为理想的代表加入，7人小组正式形成，一直活跃到2002年。
在某些个案监督活动中，七人小组也邀请其他代表参与。卢靖之说，踊跃参加他们活动的“外围代表”有二三十人。
“对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落选，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姚秀荣对记者说，“从1993年开始，我先是当了三年‘哑巴代表’，后来逐渐步入成熟期————我觉得自己的代表素质在不断提高，能当好这个代表了，却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会被差额掉！”
代表落选的原因似乎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件事，但姚秀荣固执地认为，正是2001年3月份焦作市“天堂”录像厅发生特大火灾后，她对记者直言“一把火背后有腐败”，才惹来了今天落选的下场。
落选人大代表后，有人去厂里查姚秀荣的经济问题，工人们都替她捏一把汗。姚秀荣却非常坦然：“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他要去查我家里，我把钥匙给他，随便你翻箱倒柜地查！”
在全国范围，以小组为单位履行职责的人大代表只有焦作这个“七人小组”。可惜还没等他们燎原，这点火星就灭了，七人小组已停止活动。卢靖之等五位市人大代表悲观地估计自己年底换届时也会被选掉：“你干得再好，人家认为你老是找麻烦，就不会再让你干了。”
姚秀荣落选后，河南籍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真正的工人代表已少得可怜。姚秀荣说，在她印象中，只剩下一个洛阳白马集团的邓志芳。邓也是劳模，整天不说一句话。河南籍的其他“工人代表”都是企业家；“农民代表”都是乡镇企业老总或农村党支部书记，“真正在地里扛镢头的，没有一个”。
姚秀荣质问：“都成干部代表了，谁监督谁呀？都在小汽车里坐着，谁能拦住他们喊冤呀？”
姚秀荣说，落选后，她也一直在反省自己，反省的结论是：“我没干坏良心的事！只要有机会，我就要争争。我争当这个人大代表的目的，是给老百姓争一分权利……再竞选肯定难，但咱得去试试呀——刀山火海，咱也得闯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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