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卢旺达孤儿拍下战火蹂躏家园震撼世界

　　前言：

　　80万人是如何在100天内被屠杀的？

　　这一切怎么能不为人知地进行着？

　　我，一个美国摄影师，和16名8到18岁的卢旺达战争孤儿，将告诉你真相……

　　美国总统布什的首次非洲访问在7日拉开序幕，美国人随之开始关注非洲。近期，在美国纽约市将会展出一组主题为“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是卢旺达战争孤儿亲手拍摄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通过自己的手，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祖国卢旺达——这个充满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国家。美国广播公司(ABC)在7月6日专访了策划这个摄影专题的业余摄影师大卫·吉阿奈克，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8年，业余摄影师大卫·吉阿奈克前往卢旺达旅游，尝试着去了解他从晚间新闻上看到的种族大屠杀。当到达了这个饱经战火蹂躏的国家后，吉阿奈克开始着手去证明他所看到的一切：战争的痕迹随处可见——炸烂的房屋、废弃的汽车和失去父母的孩子。

　　他开始拍摄，但是，很快他就明白，这比想象中要难得多。当地居民对他的大照相机长镜头感到怀疑，因此他们迟迟不愿出现在他的镜头前。不久，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罗沙蒙德·哈尔西·卡尔的女士，同大卫·吉阿奈克一样，她也来自纽约。自从1955年，罗沙蒙德·哈尔西·卡尔就一直生活在卢旺达，她于1994年创立了Imbabazi孤儿院，专门收留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

　　在认识了卡儿女士和生活在Imbabazi孤儿院中的100多个孤儿后，吉阿奈克突然有个想法——他发给那些孩子一次性照相机，教会他们基本的摄影知识，然后，让这些孤儿去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东西，通过孤儿们自己的眼睛。

　　结果是令人感到震撼的，就像吉阿奈克在接受ABC采访时描述的那样：外人无法理解之痛

　　问：您去卢旺达的最初目的是证明种族屠杀的后果，但后来却变为教儿童摄影，您能解释一下是如何发生这种转变的吗？

　　答：当我第一次去卢旺达的时候，我还是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在那之前，我只从杂志和一本书上读到过卢旺达的大屠杀。那只是一种字面上的理解，离我的想象如此遥远，不过却吸引着我。我想了解这一切，因为我感到，不论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在生活中都拥有相同的基本理念。我抱着这种想法去了卢旺达，不是去努力证明什么，而是竭力去认识一些事物。但是，当我带着恐怖的颤抖的心情在这个国家游荡的时候，我一边拍照一边意识到，我将会遇到越来越多我所不了解的事物，以为我始终是个外来者，我的照片不能够说明一切。当时，我在街上遇到了一群街头儿童，他们对我的照相机有着极大的兴趣。我立刻教他们如何互相拍照，我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但是，当那一刻过去的时候，当我驾车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们将没有机会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

　　于是我想：“为什么不能给这些孩子一个机会，让他们记录下自己的长相？为什么他们不能保留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照片？”我还想到：“假如能够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来了解卢旺达，这将是个多么吸引人的想法！”于是，这个创意(通过孩子的眼睛了解卢旺达)就诞生了。第二年，我带着50部一次性相机重返卢旺达。

　　他们从未见过照片

　　问：那些儿童对你教他们摄影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快乐？激动？害怕？或是别的什么感受？

　　答：我在卢旺达挑选了一家孤儿院，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孤儿，是我所见到的孩子中举止最得体，最惹人喜爱的。这些卢旺达儿童非常渴望学到知识，他们不会在一旁交头接耳或一言不发地打发时间，他们一刻也不愿意浪费。即使是四年后，他们依然如此。记住，这些孩子此前从未拍过一张照片，他们甚至没有什么机会见到照片。即使是年仅7、8岁的孩子也明白这是他们从来未曾从事过的，他们对任何交流都心怀感激。因此，孩子们是如此地有耐心。我首先带他们去参观3个周末工作室，欣赏了一些照片、绘画，还动手制作了一些抽象拼贴画；接着，教他们熟悉照相机，边示范边讲解；最后发给他们一次性照相机。经过三个小时的培训后，他们每人拿着两部照相机，独自出发，开始拍摄照片。

　　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些令人激动万分的照片，我此前从未见过的精彩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在世界比赛中获奖，在世界各地被展出。

　　没有双手的摄影师作品震撼了全世界

　　问：在你的经历中，有什么闪亮瞬间愿意和读者们分享吗？

　　答：第一个闪亮的经历是弗雷德里克，一个失去双手的17岁男孩(他的手被人用弯刀砍掉)，他是我们的小摄影师之一。起初，我的助手吉尔尝试给相机的快门按键装上一块橡皮，以便弗雷德里克在用双腕拿起相机的同时，仍然能够按快门。当时我还在想，这可怎么做。

　　但是弗雷德里克却告诉我们，他不需要那块橡皮，他自己能够完成任务。他真的做到了，尽管他拍摄的第一张照片看上去有些颤抖，但是他使用照相机的手法很熟练，就像他用手腕写字、画画一样熟练。他的摄影作品在2003年的年度地区新闻照片比赛中获奖，并因此荣获“佳能奖学金”。

　　那年10月，我陪伴弗雷德里克来到美国，这真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旅行。他得到“国家艺术”专员的培训，还获得俄亥俄州医生的捐赠。弗雷德里克后来来到康涅狄格州的老格林威治镇，接着还参观了纽约市。在纽约，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在回国前他还接受了ABC主持人查理·吉普森的采访。

　　在他的美国之行前，我们一直担心弗雷德里克不能处理文化冲击带来的问题。因为，此前他还从来没有离开家乡超过24公里远。而现在，他一下子就要上电视。但是，他一次又一次让我感到震惊。他用拥抱和笑容赢得了每个人的喜爱。他甚至教我7岁的小女儿凯特如何拼写他的名字——他用手腕在电脑上敲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永远预见不到

　　另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年同我联系，询问我是否有一些儿童照片，适合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年度世界儿童报告》的封面。他们想要一种非常特殊的照片，展现一种全新的友谊，而我没有他们认为合适的照片。但是，我劝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迟了最后交稿期限，就在那个月我又去了卢旺达，请这些孩子为封面拍照。这可能是孩子们第一个真正的任务，没人能担保他们一定能做到。

　　在卢旺达，我问那些孩子是否听说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其中一个孩子说：“当然，那就是街头那栋建筑物。”于是我把这次的任务解释给他们听，告诉他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想要哪种照片，但是我已经预见到了失败的悲惨结果。毕竟，你怎么能通过翻译告诉一群孩子这些东西：“孩子们，现在出去拍些照片，这些照片要表现种族特点，但又不能带出种族特征细节；要看上去积极、正面，但又不必表现快乐的一面；要是特写镜头，但又要看上去真实、自然。”

　　我问翻译，假如我希望孩子们在拍摄时要有自己的想法，我应该怎么讲，而他能够告诉我的就只有：“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了。”即使如此，这些孩子又一次让我感到震惊，他们拿回来的照片是如此精彩：有两个男孩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集装箱，他们跳到箱子的上面，冲着镜头挥手，就好像自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外交官。最终，虽然这些照片没能做封面，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报告当中大量引用了这些照片，还描述了整个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