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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国宝天价之谜”追踪报道
7月10日，本报以《西晋国宝天价之谜》为题，报道嘉德拍卖行以“西晋索靖惟一存世墨迹，中国最古老的书法”的名义，拍卖一件底价2000万元人民币的书法作品时引起争议，在经过对权威鉴定家启功、傅熹年、杨仁恺的系列采访后，本报质疑这一拍品名不副实，并非索靖所书，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嘉德公司在本报出版的当天(7月10日)下午5时突然对外宣布，取消原定在7月13日的《出师颂》拍卖，已与故宫博物院达成协议，直接将此拍品售予故宫博物院。协议价格为2200万元。
动国家巨资应谨慎
北京市文物局市场管理处傅处长表示：北京市文物局的确批准了这次优先购买行为，北京市文物局专家认为这是隋至宋的文物，但肯定不是索靖的作品，正文用纸为唐宋盛行的白麻纸，因为符合“元代以前比较完整的书法作品”，因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他表示对价格不发表看法。
不少专家对故宫博物院的做法表示质疑，著名书法家戴小京认为，“这不是私人买东西，这是用国家的2000多万巨资来买东西，是纳税人的钱，一定要做到公正公平，要做到透明。争议那么大的东西购买更不能急躁，为什么这么急成交？先不谈价格，多找些专家把真伪确定下来也不迟。”
中国美术史权威陈传席认为，“如果是故宫流出的国宝文物，国家应当追查来源，给予适当奖励，不应以巨资购买，这毕竟不是在海外购买流失国宝。但如果真伪有争议，更应确定真伪后购买。”
记者又再次打通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的电话，启功老先生再次肯定：“不是索靖的，是隋朝的，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早就写明了这是隋人所写，嘉德偏偏不收在介绍中。”
他介绍了鉴定的过程：“我眼不好，有黄斑病，是傅熹年发现宋高宗的字是假的。”据他说，鉴定委同事曾口头建议国家收这件东西，但并没有书面报告要国家花巨额资金购买。
文物界有关人士指出，按文物界规矩，国家级文物的购买须启功等老先生书面报告，并有签名，国家才能购之，而一般的文物或有参考性的文物才有建议收藏的讲法。记者核实国家文物局并没有收到大师们有关购买这一国宝的报告。
对于故宫博物院花巨资购买的行为，启功说：“我不知道。我们是知物不知价，什么价格，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过价格。”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钟银兰对故宫博物院的做法表示不解：“按上博的规矩，有重大争议的文物不会购买，但是全国博物馆做法是没有统一规定，故宫博物院也许比较重视个别专家的意见。”
著名鉴定家、书画家陈佩秋，是大鉴定家谢稚柳的夫人，她经过谨慎思考，决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这次购买如果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会比较全面一些，偏听一定会出错，兼听则明，书画真伪一定要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写生珍禽卷》与《研山铭》争议很大，已有海外的专家批评中国文博界没有眼光。”
指责“嘉德不实”公开信的作者张继刚说：“定底价2000万，是嘉德在宣称是西晋索靖亲笔所书的判断上，目前所有专家已否定是索靖所书，而是隋唐佚名书，且难以断定是否是根据真迹的摹本，嘉德仍以2200万价格卖给故宫，吃亏的是谁？”
收藏印对不上！
就在故宫博物院急急签订购买协议的同时，文博界传出了更惊人的消息，有证据表明，此书不仅不是索靖所书，连定为隋人都有问题———因为不光“晋墨”两字有假，连宋朝的收藏印也是假的。
尽管权威鉴定家已否认是索靖所书，但不少人认为是隋人所书，他们的依据是米友仁在此卷后题跋认为是隋贤所书，并有绍兴年间宋王朝内府收藏印。因为米友仁是宋高宗的皇宫鉴定师，他的鉴定是受宋高宗指令所为，权威度大。
然而80岁的陈佩秋老先生与记者核对印鉴，怀疑《出师颂》上宋朝收藏印也是假的。陈老是用公认的国宝《鸭头丸帖》上的“绍兴”连朱印与国宝颜真卿《告身帖》上的“内殿秘书之印”与《出师颂》两方印相对，发现完全对不上，而且钤印方式不合常规。也就是说绍兴年间，宋王朝内府没有收藏此作品，“宋高宗没有收藏这件东西，又何来宋高宗让米友仁题字呢？”
“如果米友仁字是假的，那么定为隋唐作品依据何在？”陈老问道，“隋唐的东西，纸本保存至今往往破损不堪，哪有保存这么完好的？”
同时证实《出师颂》宋印为假的是上海博物馆钟银兰研究员，她动用了馆内差不多全部的绍兴印，全部对不上，于是她向记者证实，《出师颂》米友仁的题字是可疑的。“宋徽宗也有两本《出师颂》，一本题征西大司马《出师颂》，一本题索靖《出师颂》，并有和嘉德版米友仁题字一模一样的题跋，米友仁不可能在一天题同样的跋，不是宋徽宗的是假的，就是嘉德的是假的。”
“在没有真迹的条件下，一些唐的依据真迹的摹本虽下真迹一等，也有很大文物价值，精美如《万岁通天帖》也是国宝。而如果是宋或是明的东西，那就是另一回事。”钟银兰说。
这一发现又引起文博界更大争议。启功坚持是隋人书，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印鉴之伪，启老称：“我只知道米友仁字是真的，其他我不知道。”
更多的疑点出现。
嘉德称唐太平公主藩文印，记者证实并非西藏文字。“更像一种象形文。”研究藏文的格桑先生说。
一位知情者谈起国家鉴定委员会专家与其他专家分歧时这么看：“即使个别权威专家认为是真，但是经过严密考证被证伪，肯定的专家也要作出改变，鉴定不能一二个专家说了算。其实最重要的是鉴定意见应当公开，有签名，政府都要接受公众监督，何况你专家签名，十年二十年后，清楚，谁该为历史负责任，谁就负。”
陈佩秋老先生认为：“我与嘉德老总私交不错，但我要说假的就是假的，《写生珍禽卷》，我是当场指出是假的。印鉴是鉴定真伪的铁证，我不能对着假印说此书是真。”
究竟是隋人书，还是宋人书，还是明人伪作？一时笼罩在《出师颂》上的疑云更浓厚了。
尽管故宫与嘉德已签购买协议，但未签正式合同，财政部还未拨款，一切仍悬在半空中。
故宫为何不吸取教训
近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和单国强接受《大众日报》采访时承认他们协议购买的《出师颂》并非索靖真迹而是隋人写就，但同时认为其价值很高，不失为一件国宝级文物。
在1995年11月5日，故宫在鉴定大师的强烈推荐下向国家打报告匆匆购买了北宋张先的《十咏图》，对外拍价1980万创下了当时的中国国内古画拍卖纪录，目前行业已公认这只是张先死后十八年张先儿子请人作的摹本，而且在当朝人周密的书籍中均有记录。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绘画全集五代宋辽金卷》中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编写，具体由刘九庵、傅熹年鉴定为无款《十咏图》(旧题张先)。一个并非真迹的宋朝摹本拍下了天价，一个如此触目的教训，故宫为何仍不吸取？
就在7月10日故宫博物院与嘉德对外发布购买协议时，媒体仍用“西晋索靖惟一墨迹”等说法。时隔4天，故宫的研究员杨臣彬又出来承认，这从来就不是索靖真迹，甚至不是摹本，可能是最后的抄本。
承认不是索靖的真迹后，故宫方面又称，既然是故宫流失出去的，故宫为何不能收藏？
但未提到用2200万元巨价购买此文物的理由。
陈佩秋认为，“清宫有不少好东西，但品质不一，乾隆的收藏不一定就是好东西。米芾时代已自称三百件李成的东西只有两件真的。”
隋代的书法是否值2000多万？几乎同时举行的华辰拍卖中五代南北朝写经长卷(同样是国家一级文物)仅拍出16万元价格。戴小京认为，“在文物界，往往是唐宫廷组织高手按真迹摹写的王羲之摹本虽下真迹一等，但因是出自虞世南、褚遂良之手又摹之于真迹称为国宝，而一位佚名的隋人所写不知依何本而写的章草能否称为国宝？”
这么多隋人书法不买为何偏偏看上嘉德的隋人佚名《出师颂》？嘉士德北宋初年钱亻叔长卷有20多位南宋名人如贾似道、朱熹题跋，宣和绍兴内府两次收藏的国宝也仅拍为340万港币。
目前国家已取消国宝的定级而以国家一级、国家二级、国家三级为文物分类，元以前完整的书画作品即可定为一级，因此国家一级并不一定得以前国宝，同样是国家一级文物，拍卖价天差地别，从几万至千万不等，并不能说国家一级文物就值二千万。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称：幸亏这次定向拍卖与动用优先购买权售于故宫，否则和上次《写生珍禽卷》一样因为“学术界的没有根据地指责其为伪作而流失到海外”，并称“个别书画家随便发表意见，很不负责任，混淆视听，给艺术品拍卖市场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他同时将《写生珍禽卷》、《研山铭》、《出师颂》称为三件分量较重的古代艺术品。
其实前两件天价作品，书画界与文博界认伪的声音从未息过。
从日本来的《写生珍禽卷》，在日本权威的“支那南国大成”中注明是宋人佚名作品，到中国来就变成了宋徽宗《写生珍禽卷》。陈佩秋认为：“《写生珍禽卷》的印章大部分是假的，笔法拙劣，特别是百灵鸟，完全是抄宋徽宗《天水金英秋禽图》中的百灵，而且还抄错了。花萼与鸟爪画法犯的是低极的错误。”陈传席认为，“《写生珍禽卷》一望便知是假。竹子画法完全不对。”
而对《研山铭》，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新已站出来证明，认为“在前一段时间，友邻本《研山铭》被国宝回归的光环所笼罩被炒得火热，现在尘埃落定，是该冷静思考的时候了，不要一错再错，让世界看笑话，贻误后人”。因为《研山铭》假得太粗糙，连米芾的书斋名“宝晋斋”也写成了“宝晋山”。但同时国内二位国家级鉴定家认为《研山铭》是了不起的国宝。
陈佩秋连叹：“先是《珍禽卷》，然后是《研山铭》，这次又是《出师颂》！这么多有争议的东西难道真鉴定不出一个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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