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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6日广东发现首例非典病人，随后的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凭借几十年从事流行病学工作的经验和职业敏感性，年初我对防病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提出了要高度警惕非典型肺炎的传播的要求，主动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赤诚，以高度的责任感，我愿肩负起最艰巨的重担。4月下旬，武警医院出现首例输入型病例，疫情形势急转直下，一场抗击非典的战斗终于打响了！接到报告，我立即带领同事们赶到武警医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整整用了16个小时的时间，查清横跨京津冀的107名密切接触者。因为其中有7位河北省人，我立即令人火速通知河北省防疫部门，有效地控制了三地的疫情。
疫情的来势凶猛，我把办公室搬到SARS信息指挥中心内，亲自指挥这场战斗。4月21日早8点，我承担的天津市第一个SARS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完成。
我还亲自参加第一个区县疫情报告体系的检查，亲自抽查了第一个医院的发烧门诊疫情报告资料。我还亲手设计流行病学调查规程和个案调查的“传播树状图”不但明确标出了传染源的源头，而且理清了每一个传染源源头涉及的各层次的每一名接触者。
作为卫生防病中心主任，身为全市预防和控制SARS的组织者与指挥官，我也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深知身上担子的沉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作为领导，我必须站在最前面，处事果断，临危不乱，凡是我看准的事我就敢干，我敢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负责。
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使我身体严重透支，两次发烧，一次冠心病发作，正值抗非关键时刻，躺在病床上，我也要坚持审阅患病人数变化疫情报告，一直干到深夜。烧一退，马上拖着虚弱的身体返回前线，一干又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中午正对年轻防病人员进行有关疫情调查的悉心指导时，工会主席发现我由于缺氧，口唇发绀，借来氧气瓶，强制套在脖子上，逼着我吸氧。还未吸1分钟，紧急电话就到了，饭也没吃，我又立即赶到市里汇报工作。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我经常到市政府或市卫生局开会，有时甚至一晚上连续开六个会议。一次市政府汇报会上，我的心脏病犯了，脸色苍白，直冒冷汗，话都说不出来。看着一下子瘦了几十斤的我，女儿心痛得直掉眼泪，哭着说：“防治非典没有您也行，可我只有您一个妈妈……”我教育女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大敌当前，我能退缩吗？况且，这也是对我学识、智慧、意志、责任心的考验啊！”
党员、领导这几个字写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不单是头上的光环，更意味着责任。只有用自己的行动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无愧于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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