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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利生活了20多年的位于牛津郡的家，一栋经过改修的18世纪农家老屋 |
最近英生化武器专家戴维-凯利的神秘死亡在英国引起了一系列政治风暴。作为曾36次进入伊拉克进行核查的英国生化武器专家，凯利在伊拉克问题上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年5月29日，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吉利根援引一位匿名的英国情报官员的话说，英国政府可能授意对去年9月发表的伊拉克武器报告“添油加醋”，加入了“萨达姆45分钟内即可部署生化武器”的说法。这一报道拉开了英国广播公司与英国国防部的情报大战，而凯利——这个有三个女儿的父亲则不幸成双方之间的一枚棋子，最终成为了这场政治风暴的牺牲品。
文静而谨慎的英国绅士
凯利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他的3个女儿中有两个是双胞胎。凯利的家人在事发之后，认为是英国国防部和英国广播公司共同害死了凯利。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凯利的家人表示，“凯利的死是如此另人心碎，他一直都是一个正直诚实、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受人爱戴和尊敬，在家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们深深地爱着他，将永远怀念他温暖的笑容、和幽默风趣的性格以及他的慈悲心怀。所有与他相识的人都将铭记他对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国家的热爱。戴维的一生都在追寻真理，尽管路途艰难，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如今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难以另人置信。”凯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对记者说到：“凯利一直是一个诚实、正直而毫无偏见的人，而且他能够承受压力并很好地处理它。”
凯利家所居住的地方风景秀丽，平常凯利非常喜欢在黄昏时散步，偶尔也会去自己家对面的酒吧打打桥牌、聊聊天。凯利和他的太太贾尼丝是他所居住的村内的知名人物。贾尼丝是当地的地理教师。在凯利家对面的酒吧门口63岁的老翁里琴斯对英国《卫报》记者说：“我玩桥牌时认识了凯利，他心平气和，非常友善，是一个沉默寡言而讨人喜欢的家伙。”
凯利生前的很多好友都对凯利的死感到震惊。凯利的一位朋友戴利在接受采访时说：“听到新闻后，我实在悲痛。我认识他差不多25年了。他一直都非常谦虚，有许多关于他的事是我所不知道的。例如，我今天才知道他是首屈一指的微生物专家，这种事他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凯利的同事评论他说“凯利的声望在国际间都得到认可，作为科学家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前几天刚在电视上看到他受盘问的情况。我只希望他的死不是天意。”
17日也就是凯利死的那一天，他曾给他的同事和老友发出了最后几封电子邮件。在一封发给美国《纽约时报》一名记者的信中，凯利写到：“有那么多秘密人物在玩这场游戏”。而另一封信中他则写到：“我决定挺过这次的丑闻事件并以满怀的热情投入到今后的伊拉克核查中。”发完这封信后，在下午三点，他告诉自己的妻子出去散步然后就离开了家。那天的天空飘着细雨，他穿着一件衬衣和牛仔裤离开了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家，一栋经过改修的18世纪农家老屋。只是在凯利出事后，他的家人才意识到那天他离开家时的穿着非常奇怪，天气很冷，而他却只穿了一件衬衣。在那个下午的某个时刻，凯利孤独而伤心地死去了，永远地离开了他常常漫步的风景秀丽的牛津郡小山。
他到底被谁出卖了？
5月22日，当两个男人坐在维多利亚查因克劳斯宾馆共进午餐时，一切似乎没什么异常。一位是英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的记者，身材魁硕多嘴多舌的安德鲁-吉利根( Andrew Gilligan)，他的对面则是59岁身材匀称、风度翩翩的英国生化武器专家凯利，凯利身上所有的特点几乎都和坐在他对面身为记者的吉利根不同。他非常安静，不爱多说，也很认真严肃而且有些内向。吉利根把凯利请到宾馆想谈谈最近一段时期来在大西洋两岸吵得沸沸扬扬的伊拉克大规模武器的调查问题。对于吉利根来说，凯利他以前曾接触过，因此这次会面和往常一样只是和一个高级专家的简单采访而已。而对于凯利来说，尽管和国防部签约的合同上规定禁止与记者接触但是这对于凯利来说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以前也曾经有过。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会见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也没有料到这次会见使两人自此以后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断受到官方和情报部门地追查，如今全世界都想知道到底在那次会见中谁对谁都说了些什么。除了吉利根之外，凯利还曾接受过英国广播公司其他记者的采访。凯利生前的好友曼哥尔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凯利曾经非常担心吉利根也许不能如实地报道他说的话，他担心自己的谈话被篡改。不过凯利确实对官方文件中关于伊拉克拥有45分钟部署生化武器的能力感到过怀疑，并曾经嘲笑过这一观点。”
在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吉利根会见后，一张巨大的网迅速笼罩在凯利周围，他开始感到来自各方的围攻和指责。6月底的一天，凯利在伦敦皇家联合服务学会门前碰到了一个老同事，当时他的那位同事对他说：“那个记者的报道(指吉利根的报道)有些地方看上去象是你说的。”这是凯利第一次感到自己也许成为了英国广播公司与英国国防部交战的中心。
官方给了凯利两种选择，一个是等着有人指证出他的名字，另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彻底交代出在5月22日那天他到底和吉利根谈了什么。在吉利根报道中谈到了一位英国生化武器专家认为关于伊拉克100%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项目但是只有30%的可能伊拉克确实已经拥有实际已经生产的武器的观点。凯利清楚地知道在英国政府圈子内部，这一观点听上去很像是他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在6月30日，凯利做出了决定，他给自己的上司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认为自己也许是吉利根那篇报道中部分消息的提供者，但他否认曾告诉过吉利根关于首相府新闻主管坎贝尔下令在政府的档案文件中夸大伊拉克的武器计划。他不认为自己是主要的消息来源。“他决定采取一种正派的方式。假如不是他自己承认，那么也许他不会被捅出来。”正如凯利在自己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我把自己放到了烤炉里”。
在随后与凯利的会见中，英国国防部的官员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确信不仅找到了吉利根报道的消息来源而且得知凯利并没有声称过吉利根报道中所说的关于国防部篡改文件加入了“萨达姆45分钟内即可部署生化武器”的说法。换句话说，国防部可以以此证明吉利根的报道失实，进而可以证明英国广播公司在撒谎。因此在7月8日，在与媒体的吹风会上，英国国防部声明“一个为国防部工作的员工已经出面自愿承认他曾经与安德鲁-吉利根见过面。”与此同时，国防部派人给英国广播公司的高层提供了一个秘密名单，希望能诱使英国广播公司上套，但是被英国广播公司识破。随后，国防部把凯利的名字故意泄露给了英国三家报社，自此凯利被暴光了。
凯利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凯利生前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曾说“英国国防部打电话警告我，我的身份将被公开，这让我非常震惊，在此前我曾被告知这一切都将是机密”。凯利自此成了布莱尔政府与英国广播公司争端的中心人物，成为公众认为的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布莱尔政府歪曲伊拉克武器情报的消息来源。凯利的一名亲戚指出：“戴维把头伸出了墙外，然后立即被击中。政府正想找某个人背上‘鼹鼠’的罪名，戴维为此付出了全部的代价，他难以承受身上的压力。”随后的生活对于凯利来说仿佛进入了无底的深渊，他不断被国会和安全委员会盘问。
在接受国会盘问时，凯利似乎感觉到了自己所受到的威胁。在听证中有人三次让他提高嗓音，最后不得不关闭风扇，以便听清楚他说话。他以几乎难以听到的声量，承认他曾同英国广播公司国防事务记者吉利根会面。出席听证会的一名国会议员形容凯利当时如同“无用的废物”和政府的“替罪羊”。凯利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与国防部官员的会谈，他写到：“我感觉自己被放进了一个巨大的搅拌机中，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凯利的家庭19日发表声明说：“最近数周的事件让戴维的生活难以忍受，所有牵涉此事的人应该进行深刻长久的反思。”
对于伊拉克问题凯利到底知道多少？
在一个情报与科学并举同时还要兼具外交手腕的圈子里，凯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他天生就是一个科学家，而同时他还具备一些特殊的才能。凯利生于英国南威尔士，在英国利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农业杀虫剂专业(通常很多制造生化武器的方法与制造杀虫剂的方法相同)毕业后，凯利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微生物系继续深造。不久凯利即成为牛津大学微生物学院的知名生物杀虫剂专家。1984年，凯利任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不久凯利接到了英国国防部防生化武器研究所的邀请。凯利马上作了答复接受了这项工作，随后他曾回忆到：“这是我一生中作出的最好的决定。”
1989年时，凯利已经成为英国国防部防生化武器研究所微生物研究的负责人。这之后，凯利的才能不仅在研究界获得了广泛认同，而且由于一次偶然的经历使英国军情六处对凯利收集情报的才能大为赏识。1989年秋天，凯利曾奉命与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一起审问了一个叛逃到英国的前苏联头号生化学家弗拉基米尔-皮森尼克。正是这次经历使军情六处认为凯利是少数几个能够从国外那些叛变的科学家口中套出有价值情报的科学家之一。18个月后，带着弗拉基米尔招供的证据，凯利率美英联合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武器核查，结果发现苏联西伯利亚一实验室正在进行生化武器实验。自此，凯利第一次进入了一个与他所熟悉和热爱的科学研究事业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不可预知的充满了各种猜测和推度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而也正是这一切在如今看来把一位正直的绅士推向了深渊，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从此他开始参与联合国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调查工作，担任英国国防部防生化武器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以及英国国防部防生化武器问题的高级顾问等职务。
对于伊拉克生物武器问题，没有人掌握得比凯利更多。凯利曾先后36次进入伊拉克核查生化武器情况，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曾任英国国防部首席科技顾问、大规模杀伤性武控秘书处的资深顾问、英国外交部防武器扩散机构的高级官员、1994年至1999年联合国生化武器核查小组的高级顾问等职。作为曾数十次深入伊拉克进行核查的生化专家，凯利对于倒萨战争前萨达姆-侯塞因的威胁的看法很矛盾。凯利认为萨达姆一直在寻求重新恢复其生化武器项目，从表面上看他的观点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和他的那些顾问们的观点没什么不同。但是事实上，凯利在这一问题上与他们的观点非常不同。随着伊拉克战争进入尾声，他似乎越来越多的对于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问题的报道感到怀疑。尤其对于布什和布莱尔均宣称已经发现了伊拉克的移动生化武器实验室一事，让凯利感到非常震惊。凯利认为他曾亲自检查过这些被怀疑为伊拉克移动生化武器实验室的设备，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凯利认为所谓的移动生化实验室不过是生产氢气的设备。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这样说到。“那根本不是什么移动生物武器实验室，完全和伊拉克人叙述的一样”。凯利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并且立场坚定。最后一次采访过他的记者回忆说：“谈话气氛非常愉快，当时凯利很热情，完全没有对和媒体接触有什么顾虑。而且他还主动提出假如需要的话，他愿意接受深入采访。从他的行为上似乎看不出他受到过任何威胁。”目前英国政府正在就凯利的死展开独立司法调查。
但是在影响整个案件中心的5月22日那次会面中只有凯利和吉利根两人在场，如今凯利已死，究竟在那次会面中凯利到底说了什么?也许将永远成为一个谜。而凯利将不会象伊拉克战争中那些阵亡的英国官兵一样受到厚葬，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将会永远不明不白地离开女儿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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