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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间，一去10年。1993年8月27日，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被判处徒刑，一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走下神坛，成为阶下之囚。
从那一刻起，外界曾给予大邱庄和禹作敏的光环逐渐消退，1999年10月3日凌晨1时，保外就医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一代强人“陨落”。
从1993年到2003年，整整10年，曾有“中国第一村”之称的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也“城头变换大王旗”，撤村建镇，大邱庄镇政府也将迎来建镇10周年。
10年来，这里的人谨慎低调，不事声张，而外界对大邱庄的关切也一直没有停歇，因为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和中国农民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那个人和那个村。
在20多年的改革进程里，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包产到户，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生动的故事在这里流传。
2003年的今天，对大邱庄来说，回首一望十年过，今夕是何夕？
10年后再看大邱庄
大邱庄位于天津西南方向，从天津市区驱车，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和相邻的村子相比，大邱庄依旧显得与众不同：到处是工厂，马路很宽阔，工业文明在这里继续体现着它的力量。
“大邱庄不是以前的大邱庄了。”给我们开车的一位当地司机说，“现在和过去是天上地下，以前工厂都是集体的，现在都是私人的。”
汽车行驶到大邱庄百亿路，“百亿路是禹作敏在10年前建的，当初禹作敏雄心很大，百亿路投入100个亿，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即使经过了十年的变迁，百亿路依然是大邱庄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方，道路两边坐落着“尧舜”等大邱庄的标志性企业，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百亿路都是大邱庄地理中最重要的一条路。
“去年下半年，这里开始活起来。”位于路边的利达公司的门卫孔宪文说，孔宪文说的“活起来”是指大邱庄企业经过了几年的严重滑坡，由于宏观经济的向好，企业开始正常运转。
孔宪文来自黑龙江，在这条街上已经工作10年，这些年，这条路经历了大邱庄由盛到衰，又由衰落到复苏的过程。
“前几年萧条的时候，这里几乎看不到几个人，相当多的企业停产半停产，很是荒凉。”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大环境影响，大邱庄的企业开始摆脱连续几年的低潮。
孔宪文说，“但和1992、1993年红火的时候比还是相差很远，当时，这条路上人真多，上下班高峰期，走路都要侧着身子。前来淘金的人到处都是，没有地方睡觉就睡在路边。”
百亿路的尽头是尧舜度假村，各式各样的别墅罗列在村内，烟雨朦胧中，尧舜度假村影影绰绰。
走进大邱庄本镇，稍微显得凌乱，“现在的村容村貌不好了，很多地方脏了也没有人管。以前，村里管得很严格，谁也不敢到处倒脏水，乱扔东西。”司机说。
司机指着香港街，“以前人多的时候，别提多红火了，还有俄罗斯的歌舞表演。”
10年后看禹作敏
在记者接触的一般百姓中，相当多的人认为，“大邱庄衰落了，不像从前了。今天大邱庄留下的东西都是禹作敏在的时候建立的。”
时间由此上溯到十年前。“当时村口站满了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根1米长的铁棍，后来才知道，是禹作敏让他们阻止市里派人进村。后来武警来了，再后来禹作敏出事了。”
来自静海县城的张先生回忆，1993年的时候，禹作敏指使手下致人死命，后又和政府对立起来，直至最终受牢狱之苦。吴仁宝对本报记者说，他曾经劝说禹作敏收敛，禹作敏没听。
如果撇开这些情节来审视10年甚至20年前的禹作敏，则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禹作敏依其个人能力和绝佳机遇使大邱庄在盐碱滩上起飞，堪称奠定大邱庄基业第一人。
1976年，身为大邱庄大队长的禹作敏带领村民脱贫，“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禹作敏带领村民使大邱庄从一个小厂开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当大邱庄遭受非议，面对“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指责时，禹作敏回应，“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
资本在手的大邱庄迅速膨胀，从1980年代中期起，一个企业裂变成四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相继形成。
1992年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黄金时期，大邱庄一跃成为全国首富村，当年禹作敏作为改革典型上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春节晚会也时常有这个农民的身影。
而大邱庄在富足的同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这个由禹作敏控制的“王国”里，没有人唱反调，禹作敏对村民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
房子、车子、子女入学……禹作敏治下的大邱庄为村民提供了14项福利，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
10年前后的矛盾
大邱庄泰山路，禹作敏别墅，“已经没有人住了，早先禹作敏就住在这里。”一位村民说，“好久没有人了，他家的人大多不在大邱庄了。”
从外形看，禹作敏别墅像一座灰色的城堡，“10年前这里戒备森严”，如今门前长满了野草，“爬山虎”从地面一直爬到楼顶，将整个别墅掩盖起来，如果不细心寻找，几乎找不到院门。
“我们都看不到他家人，大概也不愿回来吧，因为这是很让他们伤心的地方。”对相当多的大邱庄人来说，禹作敏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也多少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那时过的真是共产主义呀，福利真好，但禹作敏管理也非常严格。”一位村民说。
“禹作敏就跟土皇上似的，那时大邱庄打人就像吃面条似的。谁敢偷摸？偷摸一逮着就扒一层皮，老百姓一上街就很紧张。连旮旯胡同，到处都是保卫，自行车放门口，不锁都没事。”
“原来很平均，穷人也还过得好，吃喝有保障，当官的住四室一厅，老百姓也能有两室一厅，而现在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连煤气也用不起。”曾就职于万全集团、现在自己单干的孙贵芳说。
“但现在我感觉，自由多了，原来不许私人干活，现在企业改制了，可以有自己的空间。提起禹作敏，也很矛盾，人们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因为他带领大家，把一个破地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孙贵芳说：“如果说禹作敏给大邱庄留下什么，我觉得他留下的是一个基础和多年储备的人才。”
大邱庄93社区，是在1993年建立的，一座显得破旧的单元房，记者走到一户住在三楼的人家，门开着，门口堆着蜂窝煤，女主人正在和同伴搓麻将。
“现在不行了，什么福利都没有了，老爷们一个月就600多块钱，连烧煤气、孩子上学都不够。和过去比，当然是过去好。”女主人显得很不耐烦，同伴催促她赶紧回到麻将桌旁。
在记者接触的大邱庄人中，相当多的人都对昔日“乌托邦”表达了一定的怀念，但大多心理很矛盾，对穷人来说，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回到从前，但在记者接触的相当多的企业界来说，过去仅仅是一种回忆，毕竟和过去相比，自由的空间更可贵，而且有了创业的机制。
百亿钢管公司的一位姓黄的处长对记者说，“我们的企业比禹作敏在时的企业还要好，但是他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九龙壁、龙凤阁都是他主倡的，百亿园区也是他在的时候规划出来的。”
那几年不堪回首
无论村民接受不接受，从1993年开始，大邱庄走上了没有强人的道路，禹作敏彻底离开了大邱庄，撤村建镇，而对于大邱庄来说，在失去禹作敏之后，最初显得有些不适应。
“原先是向一个方向使劲，后来是向自己那里使劲。”一位曾经在当时的派出所任职、后为某企业厂长的人形容说。
尽管如此，依靠多年的积累和宏观经济的繁荣，1997年大邱庄的经济状况达到历史上最高峰，钢铁加工能力达到400多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财政收入9000多万。
而风险也同时存在，高度依赖钢铁工业和银行贷款以及产权不明确，企业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大邱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崩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整个经济气候突变，大邱庄也在随后的几年中跌入谷底，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从1997年以后，钢铁市场整体下滑，大邱庄经济受到影响，2000年是最低谷，财政收入才3700多万，是建镇以后最低的。”
“银行不给贷款，市场疲软，成本就很高，有家企业一个月生产销售1400吨钢铁，赚了1400块钱，没法干。但是又不能不干，一放下再干，太难了，不知道还投入多少。而且要保障工人的正常开支。”
深层次原因是集体企业的机制问题，在经济上升的时候没有暴露出来，因为有老底子，而遇到困难，人心就散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津美集团”下属某企业一负责人说。
1997年整顿金融秩序以后，在大邱庄的银行分支机构撤走，外部的资金链断裂，数十亿元的债务包袱还没了结。
外界环境的恶化也促进了内部环境的恶化，而内部环境的恶化使得大邱庄必须脱胎换骨。禹作敏的离去，使大邱庄以至整个中国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在大邱庄提前引爆，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早早提上日程。
去乌托邦化的努力
不忍回首的几年也是大邱庄力图改变生存状态的几年，禹作敏时代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栋栋楼房和一个个工厂，还留下了一个治理模式，而这种治理模式和禹作敏个人紧紧地绑在一起，一旦他离开，这样的模式就发生了危机。
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政府就不断地调整这个模式，如果从企业机理上看，大邱庄与“苏南模式”最相近。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乡镇企业中集体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即“乡办乡有”、“村办村有”，其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等等。
大邱庄镇前任党委书记王庆武说：“这种企业名义上是集体的，实际上成了个人的。但产权不是自己的，企业领导只负赢不负亏，亏了就向上级伸手。”
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路程，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
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必须改，企业受不了。”被称为改制后“轻装上阵”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
变公有为民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
新华社一篇报道称，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含着眼泪说：“我们急过、蹦过、跳过、哭过，四大企业集团的老总有的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
即将失去“过去”的大邱庄村民也多有微词，“改制就是富了少数人，企业都是个人的了，原来是给集体干，现在是给老板干。”
公平地讲，回过头来看这场改革，如果不是当时的改制，大邱庄恐怕是过不了这个关，不会在1997年后的几年中挺过去，更不会有现在的复苏。
大邱庄模式总结陈词
“应该说大邱庄，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磨难。但是总体方向是对的。这点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当地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假如大邱庄不建镇，禹作敏也没有当初的事件，大邱庄会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很难说。”
从表面上看，大邱庄似乎是衰落了，但从方向上看，去乌托邦化的努力，大邱庄无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集体经济到底行不行，我们不能下这个结论，吴仁宝为什么不改制，我们不好评价，大邱庄这么多年，就是只做不说，不和过去比，不和其他地方比，做自己的事情，大邱庄目前选择的道路，我认为应该是正确的。”这位官员说。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认为，大邱庄由盛到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使有经济上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治理模式的失败，一个地方过度地依赖一个政治强人，决策、管理、运行没有体制化。”
“一旦这个人出事，反映在决策、运行、管理上的问题就会爆发，文化上的一致性也就没有了，因为他是那个体制的支柱，是不可替代的。”
在谈到大邱庄改制时，他认为大邱庄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这种改变多少有些被动，如果禹作敏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能够主动提供一套机制，那么大邱庄就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大邱庄就会比其他地方领先一步，体制优势就会发挥出来。但这往往是不能‘如果’和假设的。”
可以说，大邱庄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是体制优势，而其由盛至衰亦是体制原因，而大邱庄由衰落走向复苏也是体制的优势。
“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对大邱庄如是，对南街村如是，对华西村亦复如是。”陆建华说。
而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大邱庄也给无数农村提供了参照系，也为乡镇企业改革提供了参照，“大邱庄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国乡镇企业和乡村治理模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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