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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培训显然在中国官员们的工作实践中见到了效果，但他们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2002年5月的一天，广东省物价局副局长马壮昌接到省委组织部通知，要他作好去美国哈佛大学培训的准备。
兴奋，是马壮昌在接到通知一刹那间的感觉。将要学习的“公共管理”，马壮昌一直都没机会专门涉猎，而作为一名副厅级干部，从前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好似在黑暗中摸索”——凭经验做事。
马参加的是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从2002年起的5年里，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三方组织的这个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高级官员。有关部门称，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
2003年7月28日，第二期培训计划启动。
一次低调的官员培训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曾有海外媒体将这次培训作如是评价。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副局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看来，这种评价拔高了培训的价值，曲解了培训的意义。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中国政府为提高自身管理能力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的一种。“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后，我们的官员必须懂得为官为政的现代思维方式和操作规范。必须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企业以及各种非政府机构应该怎样进行有效的合作。”卢迈说。
组织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培训使中国官员在“公共管理”方面能够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从而与世界接轨。
然而，对于主办各方来说，这种模式的培训毕竟还是第一次尝试——不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也是中国政府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和中美两所著名大学在官员培训方面的首次合作。根据协议，从2002年起的5年内，哈佛大学每年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中央和地方级官员。
官员培训确定的条件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本岗位至少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的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且以中青年、地方干部为主(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培训模式的特殊性还在于费用的支付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学员在国内的学习费用，由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承担，总费用估计一年150万元左右；在国外的各项费用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估计一年约100万美元；学员所在单位只负担交通费。
组织方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这种培训模式具有的探索价值，中央非常重视。在今年7月28日第二期学员的开班仪式上，中组部干部培训局官员援引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求抓好领导干部的境外学习，多开辟新的途径让领导干部到国外的名牌大学、研究机构去学习深造。
这位官员介绍，包括此次实施的培训在内，目前中国已先后通过各种方式选派了2400余名省部级干部到国外学习。
事实上，一场声势浩荡的境外学习风潮在党内中高层悄然兴起。
一批布衣官员
2002年8月，结束清华大学为期6周的学习后，第一期培训班的学员来到了美国波士顿西北部的卫星城剑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坐落在这里。
这期学员中，有20个正厅级干部，20多人拥有博士学位，10多人有在国外生活1年以上的经历。尽管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走进哈佛校园时，还是感觉“诚惶诚恐”。
他们住在学校为他们租来的公寓，里面只有简单的日常用品。除午饭统一用餐外，许多学员都是在公寓里自己做饭。他们很少相互串门聊天，更不聚众打牌、下棋。有人称他们为“布衣官员”。
代表中方负责培训班日常事务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杜英民，曾考虑组织活动以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后来才意识到他的所有安排都是徒劳——每天早上6点，晨练；8时，学员开始在教室里讨论教授布置的案例；从9时到下午5时半，要上4节各一个半小时的大课；而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讨论，学员们必须在当天晚上学习案例，很晚方睡。
与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相左，这批学员在哈佛校园里却被教授们称为“最尖锐的学生”。让这批最尖锐的学生普遍感觉新鲜的是哈佛的案例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与他们此前在国内参加过的各类学习和培训迥然两异。
第一期学员共学习了49个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社会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在讨论案例或与教授对话时，中国学员们表现出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现实的可操作性，而且，他们发言活跃。曾随培训班一起到过哈佛的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对外事务总监傅小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批学员的分析能力，常令教授们吃惊。
有组织，有思想，生活作风简朴，去今两批被中组部干部培训局官员称为“六八式干部”(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的中国官员给哈佛大学的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02年9月29日的结业典礼上，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称，这是该院最成功的一届培训班。一种理念的碰撞
“收获颇丰”，这是许多中国学员对培训效果的评价。
虽然这批学员的综合素质很高，但对于“公共管理”却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来自广东的第一期学员马壮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是‘拍一下脑袋’，仅凭经验来决策的，现在看来，公共管理也是一门科学。”
第一期学员，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称，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的政府机构的权力过大、责任也太重，而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有化等弊病的普遍存在，影响了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科学决策。哈佛归来后，王天义力求使自己在处理的政府事务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希望将一个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为此计，王天义力促成立了济南市创业发展研究中心。王天义的认识是：99%的创业都是为了办好事而不是办坏事，但由于角色错位，政府往往把好事办成了坏事。所以，创业过程中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服务，审批把关是其次的。
而在一年前，哈佛培训开班时的第一堂课上，王天义还曾满腹狐疑地举手发问：“官员的领导才能是可以培训出来的吗？”事实告诉他，通过学习，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
张波，山东省环保局副局长，还在哈佛学习期间，就接到单位的电话，得知他们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没有通过评审会。彼时，张波正在学习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三圈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决策必须考虑到“价值”、“能力”和“支持度”三个圆圈，如果三个圈不能交接，决策就不会成功。受此理论的启发，归国后张波与同事对山东造纸企业实际达标情况进行了调查，充分分析了三个圆圈的利弊，制定出分三阶段进行达标治理的方法。最终，他们新制订的排污标准得到了评审会的认可，很快付诸实施。
哈佛培训显然在中国官员们的工作实践中见到了效果，但他们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他们的学习成果因为要适应原有的国情、省情及所在单位的思维惯性，新知识的运用往往大打折扣。王天义说地方政府妨碍了“市场本色”的发展，而他不得不费尽心思“将比较成熟的‘市场本色’和地方政府的‘特色’结合起来”。
马壮昌也略感无奈：“虽然所学的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但在具体的工作中我还得用以前的老办法，因为体制和环境不允许。”
在今年7月28日第二期培训班开学典礼上，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向新学员们语重心长地寄望，毕业回来后要“软着陆”，运用新知识“一定要结合国情和单位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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