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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重出江湖亲手设计政府定址引起质疑舆论哗然
苏州博物馆要扩建新馆的消息，已经两度成为新闻焦点。
第一次轰动是在去年4月底，因为苏州市政府请动了早已宣布退休的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重出“江湖”，为家乡的博物馆新馆亲手做设计，令苏州人颇感荣光；但就在贝氏设计方案正向苏州市民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最近一星期，新馆又因传出选址涉嫌破坏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和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消息，再次引动媒体哗然。
昨天，苏州市政府有关部门专门就公示结果和选址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涉嫌破坏古迹”一事做出回应，驳斥了此种说法，称筹建新馆的运作一直都是严格按照相关法令和程序办事。
建新馆究竟是否真将对拙政园和忠王府构成破坏，意见正反双方都是言之凿凿。而答案自然只有一个。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老园林”提出异议
“贝老的设计是不错的，关键是选的这块地有问题。”率先对苏州博物馆新馆的选址提出异议的，是苏州园林局一位退休的高级园景师，名叫黄玮。
黄玮说，博物馆建新馆，本身是件好事，他赞成；但建新馆要拆掉珍贵的古建筑，他就要反对。
要明白黄玮的观点，先得对拙政园和忠王府有一个大致了解。
“去北京当然要逛颐和园，到苏州岂能不游拙政园。”印在拙政园入口处的这两行大字，毫不含糊地摆明了拙政园的尊崇地位。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典范之一，拙政园在上世纪90年代成功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东、中、西部花园及花圃和园林博物馆均属受保护的核心范围。紧邻拙政园的忠王府，则是现存最完整的太平天国王府建筑，目前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苏州博物馆的所在地。黄玮说，苏州古典园林是江南私家园林的代表作品，又称宅园，由住宅和花园组合而成，宅和园是一体的。如网师园、耦园、退思园和新修复住宅的艺圃，就是宅园完整保护的典范。
按照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拙政园和忠王府是一家，拙政园正是忠王府的花园，忠王府则是拙政园的宅第建筑。黄玮认为，为了建新馆而将拆掉的四五千平方米建筑，正是忠王府西部的本体古建筑，也就是侵占了拙政园西花园的全部住宅原址。
黄玮：现在只是保护不完善，拆了就永不复存
记者去现场察看时，发现规划图中被划作苏州博物馆新址所在地的环境相当杂乱。既有居民住在其间，又有医院、托儿所，几幢现代的楼房杂在老房子中，很是扎眼。这就是黄玮呼吁坚决不能拆除的“宝贝”吗？
黄玮的解释说，这部分忠王府建筑，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护得并不完善。它本来是由平行布局的正宅、庭园、祠堂、义庄组成，正宅是前后六进的深宅大院，而网师园的住宅也仅有四进。正宅的后两进由博物馆使用，保护完好；前四进为平江区医院
使用，由于历史原因破坏严重，拆除了门厅、轿厅和后厅三进古建筑，新建了曲尺形的医用大楼。但黄玮同时坚持认为，这片建筑依然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在文管会、规划局和园林局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保住了正宅的第三进住宅大厅，这座大厅面阔22米，进深19米，面积达418平方米。“据我所知，这是苏州规模最大的住宅大厅。”黄玮说。还有在住宅西侧庭园中，受西洋文化影响而建的三间两层洋房和部分古旧建筑仍然完整，托儿所和居民住用的控保建筑为张家祠堂和义庄，都为五六进的深宅大院。光绪三年最后购得这片宅院的主人———吴县富商张履谦的第五代子孙，现在仍住在宅院的最后一进；当年管理张家祠堂的91岁高龄老人，也依然健在，居住于此。
“现在只是保护不完善，拆了就将永不复存。”黄玮说得非常激动，“如果把这大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拆除或搬迁，进行任何建设项目，必将功不抵过。政府应该令有关占用单位迁出，拆除违章建筑，按‘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护修复这群文物古建筑，再加以合理使用。这样，将来把这片区域一并补充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有可能。”
政府部门：这只是个人意见
黄玮的意见经媒体披露后，反响巨大。既有支持者振臂声援，也令得苏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感觉到了被动和压力。
“网上一传播，海外都知道了，贝氏事务所深夜打电话来询问情况。”苏州市文广局副局长陈嵘皱着眉说。
在昨天专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苏州市文广局明确表态，黄玮提出的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考古界和文物界还有一些专家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作为学术问题，研究讨论、百家争鸣是需要的，也是应该的，但对该项目的把握必须依法进行。
“拙政园在历史兴衰中更替频繁，曾多次易主，屡有分割，增增减减，拆拆建建。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兴建忠王府，建筑调整较大。拙政园的范围、拙政园与忠王府的关系，历来争议较大。”
文广局提出的观点认为，拙政园是苏州更替易主最为频繁的一座私家宅园，至解放前夕已基本荒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拙政园实际上是经过了历代更替，到1960年才正式定型的。
而忠王府是从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后开始兴建的，利用了原有的一些建筑和宅基，费时三年半，至1863年苏州失守仍未完工。很多专家对此进行考证研究，说法不一，甚至有专家认为忠王府的范围要广到北寺塔附近。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明确了忠王府的范围主要包含官署部分。
“忠王府和拙政园由于历史变迁原因，恢复至最大版图已不现实。在科学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忠王府(编号003)和拙政园(编号121)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法律依据。1998年拙政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也作了明确界定。关于‘新馆占用了拙政园西花园的主要住宅原址，拆除其本体古建筑四五千平方米’的说法不对。”文广局给出的有关情况介绍中，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
建设部调查组赴苏调查
争论中，焦点渐渐集中：博物馆新馆的选址究竟是否属于忠王府？是否有保存价值？
政府部门最有底气的证据，就是国家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划定。目前被圈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忠王府，并不包括新馆选址用地。
“我们苏州人办事最小心了，如果是国家重点文物，有九个脑袋我们也不敢动啊。所以现在我们完全是依法办事，按程序一级级报批，不可能出现问题。”苏州博物馆新馆筹建办公室负责人这样说。
而以黄玮为代表的一派专家学者，则拿出了详尽的历史考证，力证自己的观点正确。黄玮认为，历史的原因和管理体制的分隔，是造成这批宝贵的古建筑没有得到应有保护的原因之一。“长期为苏州博物馆使用的忠王府中部主体建筑，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范围，而我们苏州园林博物馆使用的忠王府组成部分建筑，反倒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细想想这是什么道理呢？两家人管嘛。”
由于牵扯到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拙政园，这场争论格外引人注目。
上周末，建设部派出了以城建司园林处处长曹南燕带队的五人调查小组，专门赴苏州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目前调查已经结束，不过最终的报告结论还没有公布。
记者采访到调查组负责撰写报告的林源祥教授，他是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高级顾问。林源祥很爽快地谈了对此事的“个人看法”。
“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清楚的。”林源祥说，调查中发现，黄玮反映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从历史上看，一直到1954年，忠王府还是比较完整的。后来因为被占用严重，导致忠王府一半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一半则未被划入。“但这样珍贵的历史遗存还是不能拆，否则会破坏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其价值大打折扣。”林源祥说。
前期选址论证没有不同意见
如果照林源祥所说，历史事实如此简单清楚，一目了然，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呢？
面对媒体近期的质疑，苏州市文广局显得有些委屈。文广局副局长陈嵘告诉记者，政府对于新馆的选址是十分慎重的。1999年6月，市委市政府就决定建设苏州博物馆新馆，而选址问题直到2002年4月才最后确定。这期间，文化、规划、建设等部门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先后对6个选址方案“进行过反复的比较论证，召开过多次专家会议，广泛听取意见”。
文广局用了“专家一致认为”的字眼说：“新馆应在老馆(即现在划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忠王府)的基础上向西扩展，为最佳选址方案。”
理由有三：一是有利于整治和改善拙政园历史街区环境风貌。例如，其中的平江区医院早就被列为障碍性建筑，计划予以拆除，但由于动迁费用太大，一直未能实施，正可以借建新馆之机完成。
二是该区域集中了拙政园、忠王府、狮子林等重要旅游景点，在这里建新馆，有利于进一步形成文博核心区域。
三是利用老馆，建设新馆，可以节约近1/3的投资。
“那么当时论证时专家中有没有不同意见呢？”记者问。“没有。”陈嵘说。
黄玮的“工作”始终做不通
“前期的论证没有请我。”黄玮说，他第一次应邀参与相关会议，是2002年4月30日贝聿铭先生来苏州考察并签署设计合同的时候。当时贝聿铭先生要求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会请的是历史、园林、建筑等方面的全国知名专家，另一个则是苏州市的地方专家。
“我很荣幸，当时成为6个苏州专家之一。去之前我已经得到风声，说要占这块地方，但具体情形不清楚。到了会场一看墙上挂的图，我就知道糟糕了。”
黄玮说，他当时向规划局和文化局的局长讲了他的反对意见，但对方匆匆忙忙解释了一下，意思是市里已经好长时间做了很长时间工作了，是从多个方案里选的，已经定了。
“会上我就想，怎么办？贝老是市里请来的客人，我也很尊敬他，但是我是搞这个保护工作的，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提怎么行呢？我就讲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我就说，博物馆的选址很重要，选址好就成功了一半，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我觉得不方便直说不能在这个地方搞，所以就含蓄地这样说了。我甚至把地形图当场送给他，明明白白地表明这块地是西花园的住宅区。”
但黄玮现在有些后悔他的“含蓄”了，因为贝聿铭虽然很客气地接受了地图，但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尤其是“挑战”一说，恐怕更加激起了他的兴致。
会后没几天，黄玮从报纸上得知苏州市和贝聿铭签了协议，选址确定。这下他可着了急，开始给相关部门和领导写报告、写建议，给有关参与论证的著名专家写信说明情况。当时身为市政协委员的他还在政协会上慷慨陈词，引起了政协领导的重视。
然而，真正拥有决策权的有关部门并没有接受黄玮的意见。
黄玮说，自从去年4月30日的座谈会后，他一有机会就反映苏博新址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始终没有正面否定他提出的历史考证结果，只是不断地给他“做工作”。
“做工作”的人向黄玮暗示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这件事情市里研究论证的时间已经很长，是市里前后好几任领导定下来的事情，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投入。
二、能够请到贝老“出山”，相当不容易，这样的美事如果“搅黄”了，对“大局”不利。
“总是有人找我谈话，我也想了，是不是我真的错了？但我想来想去还是没错。宝贵的文化遗产毁了就没了，不管毁约也好、浪费资金也好，什么样的代价，都只能看做交‘学费’。”
记者联络到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他也是去年4月30日第一次应邀参与苏州博物馆筹建新馆的座谈会。罗先生说，他当时去参加会议的时候，主要是对设计本身给出些建议，而且当时并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不同意见。而当他接到黄玮的信后，他的感觉是已经“太迟了”。
争论为什么总是迟到？
依照我国政府承诺的有关条约，“世遗”不能孤零零地单独圈起来保护，它周围的相应环境也必须与之共同留存。苏州博物馆新馆的选址地虽不在“世遗”的核心保护区，但恰在缓冲区位置，如果需要发生变动，必须经过严格的报批程序。
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的王大民副处长告诉记者，遇到这样的建设申请，他们要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取得联系，和他们达成共识后才作决定。如果必要的话，世界遗产委员会还会专门派专家前来调查。
王大民说，由于苏州博物馆新馆项目的报批程序还没有完成，目前并不能向媒体过多透露情况。
“世界文化遗产的问题，涉及国家荣誉，请给我们一点时间。”王大民语气恳切地说。
争论还没有结束，调查还没有完成，谨慎的官员和专家们都说，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但记者不禁想问，这场有关选址的争论为什么没有在三年前就开始，而是非要在设计方案都已数易其稿，甚至拆迁工作都已经开始的三年后才姗姗来迟呢？黄玮是苏州当地著名的园林专家，为什么长达三年的前期选址论证会竟一次也没有请他？
苏州市文广局局长陈嵘的解释是，论证主要是由文化、规划、建设三部门牵头进行的，而黄玮的工作单位是园林局。
“苏州市政府的选址工作是认真、慎重的，也是完全符合程序的，不过我们做保护工作，还是要慎之又慎。有时候，符合程序，未必符合科学。”建设部调查组专家林源祥在结束调查后，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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