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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布的中纪委对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审查和处分决定，列举了程维高的五宗主要严重违纪过错，即“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及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这个处分决定书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程的头宗“罪”中的措辞：“插手行政事务”。这句话隐含的大前提是，他不应当“插手行政事务”。这个预设的观点与时下不少领导干部的观念与认识是很不相同的，值得认真体味。
程维高担任的河北省主要领导职务，先后本兼有三，即党政与人大一把手。作为省委书记、河北省的最高负责人，他可以干预行政事务吗？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不可以的。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地方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地方党委对地方重大的行政事项拥有决策建议权。但是，一，行政事项与行政事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委管大方向、大事，不应插手具体事务；二，即使有关键或典型意义的“事务”，党委要干预要抓住苗头纠偏，也不等于党委书记个人可以越俎代庖。而时下不少地方的党委一把手却不分党务与政务、大事与小事，都理直气壮地插一杠子，似乎在他的辖区之内没有什么是他不该管的。正在南方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绝对权力》，对这种君临一切的“一把手”所酿成的腐败有颇为形象的描画。
作为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类似)他不应当“插手行政事务”，那么作为省长呢？省长也不应该。现代政府的结构是有层制的，上下级政府之间各有权限范围，同级领导干部各有分工负责范围，领导集体或行政首长决策之后由分管者去办，职权明确责任才有着落，才能考核绩效。省长不能代替市长、县长、厅长行政，更不能直接插手某块地皮、某项工程、某笔生意。程维高是怎样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与其子谋利而造成国家巨大经济损失的，我们尚不知细节，但一些主要领导人利用职务影响插手批地皮、工程发包之类事务大肆中饱私囊的案例这些年已披露不少。教训不可谓不多。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7月13日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必须防止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家长化倾向。程维高可以说是公权“三化”的一个新典型。他为什么能够将权力“家长化”，即处分决定所说的“目无党纪，独断专行”呢？他能够心想事成，插手行政事务而没有受到多少抵制，或者在受到郭光允这样的同志抵制时能进行打击报复，与他“位高权重”到了缺少制约的地步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光是他“自恃”肯定不成，还必须得到相关人的默认与容忍。这种默认与容忍恐怕就建立在对权力高度集中认同的观念基础上。这个基础，在文化层面上是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将一个地方兴旺与清明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的开明之上；在制度层面上，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集权管理方式转型到尊重市场规律、实行服务行政的模式还远未完成(有些既得利益者永远不想完成)；在发展方针上，就是只重经济指标而忽略社会协调进步，不少官员以为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就可以一俊遮百丑，个人捞点不算什么。我想，正是这一切的“合力”，为程维高们将公权“三化”提供了社会条件。只有着力改良这样的社会土壤，才不会出程维高第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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