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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等于能力，学历越高能力也越高”的假设成立吗？
-比单纯识别和引进人才更重要的是人才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在今天，政府部门需要做的是营造人才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而不是用红头文件去规定以学历等级划定的人才识别与待遇的统一标准。
在我们的人才市场上，学历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时下，许多行业都在提升所需人员的学历要求。早年用中专、大专、本科学历可以找到的工作，现在则非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可了。有学人用经济学的语言将此表述为：由于在市场上，存在着人才供需双方的信息非对称，面对众多的求职者，用人单位往往分不清何人具有何种能力，为了避免出现逆向选择，所以要借助求职者发出的学历信号作为标识物。然而，此言的成立有赖于一个假设的成立：学历等于能力，学历越高能力也越高。
不过，不仅在现实里常有与以上假设不符之事，而且，如此专业的说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在每单位人口中大学生的数量大大少于发达国家的国情下，学历在求职中的作用却早已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其实，真正的原因不在于信息非对称，而是在于身处市场经济的时代，许多政府部门还在使用计划经济式的办法，即用政府作规定将学历与人才画等号，再以行政手段推行待遇与学历高低挂靠的各种规定，从应聘资格、上户口、定职务、薪酬、住房、晋级到进开发区、注册公司、获得贷款、税收优惠、获公司股权甚至于子女的某些待遇等等，由此便产生了我们社会特有的追逐学历现象。
多年来，学生中考、高考的应试负担未曾减轻。现如今，这一负担又扩展到了大学本科生们的身上。往日家长、学校对中小学生灌输的“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没单位要，就得失业、下岗”的说法，早已在大学校园里“升格”成了“考不上研究生就没有出路”，而且在继续涨行市为“要不上个博士就没地方要”。看看那各行各业、各个单位招聘的学历要求，全在一个劲儿地拔高。无论大小机关、行政部门、教育、研究部门、企事业单位，还是公司职员、做贸易的、搞文秘的、搞街道工作的，中专、大专早就不要了，大学本科也快不行了，非研究生以上不可。在许多单位里，高学历(而不是高业绩)已经成了拿薪酬、提职务、评职称、分房子的基本依据。这就使得大批的即使没有专业潜质或兴趣、只想从事普通工作、大批并非在攀登科技最高峰的人员也要拼命往上考，也正是出于对文凭不升高就难以升职、就得下岗的担心，让许多在职者和官员们追求学历升格的愿望远高于做好本职工作的愿望，进而又使得在社会上由人工伪造的和由学校卖出的假文凭长盛不衰。
将发达国家的招聘广告同国内做个对比可以发现：那里的人员招聘中没有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定，也没有我们国内所不可缺少的学历要求，有的只是各式各样详细而明确的工作要求。这表明，那里的招聘者要求的只是能力和潜力，应聘者不管学历如何，重要的在于能做事情，能否任用且日后能否升职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作能力和业绩。那里，一方面有一大批未上过大学的成功企业家；另一方面也不乏虽得到了当年排名顶尖的MBA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员。分辨人才靠的是市场，只靠不断升高的文凭才能谋职、升职的事情却不多见。
看看我们这里，凡在政府部门规定以及受到其影响的地方，不知是为了做好工作，加速赶超，还是只为炫耀一把，各行各业、各种岗位都来比着提升人员的学历要求。此等用人的学历要求涨得不仅高过了当年的瓦特、爱迪生，也比当今的比尔·盖茨和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就职于日本一家小型制作所的工程师高出数档。而因道德水准差、实际能力和发展潜力低下又难以淘汰的有文凭者给工作造成的损失却很少有人关注。
照此追逐高学历的速度，或许用不了多久，在我们那保持世界最高学历要求的招聘广告上，不知会不会在招打字员还是别的什么员时，将赫然注明：只招博士后学历者，海归的优先，博士学历免谈。届时的应聘者们能比现在的长多少能耐虽不好说，但再叫“男孩儿”、“女孩儿”肯定不太合适了。(这么一大群戴着深度近视镜或花镜、奔四十才找工作的人，该称大男大女了。)只是那时短缺的技术工人、维修人员可能还得从外引进。而诸如倪志福、陈景润、培养出世界冠军的胡鸿飞教练、优秀检察官方工、优秀售票员李素丽这样的人才更无法脱颖而出。这就导致了社会另一层面意义上的“由信息非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比单纯识别和引进人才更重要的是人才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既能让有较高文凭亦有能力者，又能使只有较低文凭但确有能力者，以及能通过各种形式学习不断增加能力的劳动者都有发挥才干的机会，并取得成功。人才的分辨是依靠各个独立主体的自主选择及对选择结果的对等负责，同时，能通过市场机制，不断识别和淘汰各个领域的“南郭处士”。在今天，政府部门需要做的是营造这样的制度环境，而不是用红头文件去规定以学历等级划定的人才识别与待遇的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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