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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地位、科技地位正在悄悄滑落——调查表明，目前的京津冀地区正面临“内忧外困”：一是区域壁垒导致产业难以实现优势互补，二是外向型经济落后，前者已成为本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首要矛盾。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中国三大经济增长区域。2001年，它们的GDP之和占全国38.74%，工业总产值之和占全国60.81%，科技人员占36.7%，科技活动经费占52.82%，专利授权量占46.41%。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别成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谁能成为21世纪初全国经济发展的新龙头，成为经济建设新亮点，很多人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环渤海湾，地处渤海湾中心的京津冀地区成为焦点。
长三角、珠三角从去年以来所显现出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强劲趋势，表明中国正在从行政区划为界的区域竞争向以产业互动为基础的经济区域竞争转变。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强劲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地位、科技地位呈现落后之势。
整体经济实力弱化
京津冀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产业园区云集的地区，但无论在横向上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还是纵向上与自身的历史情况相比，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地位已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在科技投入方面，与1997年的数据相比，2001年京津冀地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由占全国的14.41%下降到了13.01%，下降了1.4%，而长三角、珠三角科技人员比例则分别上升了2.35%和3.02%。再看科技经费筹集额，京津冀地区由1997年占全国的21.5%下降到了2001年的20.05%，下降了1.45%。长三角由1998年的23.86%上升到了2001年的24.46%，上升了0.4%，珠三角上升得更快，2001年比1997年高出3.77%。
统计表明，京津冀地区的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全国的百分比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由1996年的14.4%下降到了2001年的10.95%，下降了3.45%，而长三角由1996年的16.61%上升到了2001年的19.99%，上升了3.38%，珠三角则由1996年的13.27%上升到了2001年的18.39%，上升了5.12%。专利申请授权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产出的质量，从1996年至2001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专利申请授权比平均值分别为59.98%、61.55%和69.09%，后两个地区比京津冀分别高出1.57%和9.11%
与此同时，京津冀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地位出现弱化趋势。首先，京津冀GDP占全国的百分比，由1996年的9%上升到了2001年的10.88%，上升缓慢。长三角则由19.03%上升到了22.48%，上升了3.45%，珠三角上升了1.79%。其次，京津冀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百分比变化不大。京津冀大型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百分比1996年到2001年期间几乎没有变化，徘徊在9.6%左右。长三角则由22.39%上升到了24.03%，上升了1.64%，珠三角由12.58%上升到了13.02%，上升了0.44%。
由经济指标看，目前京津冀的整体经济地位还没有明显的下降，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实力正在下降，而科技投入和产出的下降，必然会加剧这种趋势。因此可以说，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已经出现了弱化的趋势。
无法逾越的区域壁垒
区域壁垒严重束缚了京津冀的发展。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比肩而立，产业结构非常类似，经济竞争的动机强烈，而开展互补性合作的动机很低，如几年前的港口之争，北京利用天津港应该是最经济的，但北京偏偏要在秦皇岛建港口，造成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再比如北京与天津都提出把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新能源、环境保护、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现代农业等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产业发展的雷同一目了然。
长三角、珠三角同样存在区域壁垒，但似乎并未受到严重影响。这是由于上海具有无可比拟的区域优势地位，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客观上突破了区域政策限制，弱化了区域发展的制度化障碍，从客观上形成了长三角地带以上海为中心的较为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长三角和珠三角由于经济的外向性较高，吸引了许多国外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这些企业从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出发，围绕大城市形成了中心控制外围的分工格局，比如上海是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等企业控制中心所在地，而周边昆山、苏州等城市群则发展生产、制造等下游环节。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外向程度较低，利用外资的数量差距很大。长三角外商直接和其他投资额占全国的百分比从1997年的23.01%上升到2001年的31.91%，上升了7.25%，珠三角由1997年的27.25%上升到2001年的32.43%，上升了4.82%，而同期京津冀的比例由11.23%落到了9.44%，下降了2.66%。
从区域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看，理想的区域产业布局是以一个大城市为核心，若干专业化中小城市(镇)形成外围和辐射区域，共同构成的一种巢状分层结构，这种区域产业布局有利于区域资源按照产业链的结构进行合理配置。而北京与天津两大工业中心比肩而立，产业发展协调不够，则是导致整个京津冀地区滑落的另一个原因。
与长三角不同，北京和天津是渤海湾区域的两大都市，都具有直辖市的政治地位，相距只有137公里，呈现特有的“双子星座”态势。从历史上看，天津依靠港口的优势，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华北地区的工业中心，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产业均衡布局的思想指导下，北京和天津共同发展为华北地区的两大工业中心。加上两者行政体制的分割造成了利益冲突和对有限区域资源的竞争。北京从本身城市功能转换的角度来设定其发展战略，强调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而天津则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其发展战略，导致了生产要素难以跨地区优化组合、区域之间重复建设、产业雷同、资源浪费等问题。
推进一体化迫在眉睫
目前的京津冀可谓“内忧外困”，一是区域壁垒导致产业难以实现优势互补，二是外向型经济落后，缺乏突破这种壁垒的外在力量。京津冀地区政府应当尽快启动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破除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壁垒，立足各自优势，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根据经济收益的原则，整合京津冀以及渤海湾地区的存量经济资源，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京津冀地区经济科技地位。
区域之间经济均质化与特色化程度较高，具有一体化的经济条件。渤海湾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差异性相对较小，其总体的比较优势在于科技力量雄厚，有着较高的科技、教育、文化水平，具有较强服务功能。为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此外，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化与一体化也为区域经济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区域内彼此比较优势的特色化越来越明显。尽管北京与天津实力相当，然而众多高科技企业的总部和研发中心向北京中关村、CBD等区域聚集的趋势表明，天津和北京之间还是存在着分工。北京在高技术产业的高端等方面就存在着难以比拟的优势，天津在制造业、商业服务、港口航运等方面地位独特，河北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不同区域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彼此之间都可以得到由分工产生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收益。
同时也不能忽视可能的困难和障碍。首先，京津冀区域之间在市场基础上的整合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制度障碍，特别是财政税收制度。其次，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各地都是从本地封闭环境来发展经济，没有从区域分工协作关系上考虑如何有机耦合成一个整体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且缺乏相应的区域协调机制，1986年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以来，经济合作一直处于构想和酝酿阶段，走走停停，从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依靠民间自发的合作在现行体制下能量又总是有限。因此，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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