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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发表了分析文章，阐述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由来，并且给出了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几大举措。
升值压力从何而来
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形成于1994年，对其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自那时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约升值了5%，其中较大的浮动主要是在1994年1月～1995年5月间由贬值完成的。此后人民币汇率变化幅度开始缩小，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为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中国汇率波动幅度进一步变得窄小，波动幅度不足万分之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变为固定汇率制。这就给一些处于经济衰退周期中的国家以口实。
随着美国放弃“强势美元”政策，美元开始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由此连带出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贬值。因为人民币是盯紧美元的，货币贬值有利于促进出口。各国出于对本国市场的考虑，便把焦点集中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升值理由并不充分
应当承认，加入WTO以后，随着进一步引入国际资本和国际竞争，中国不可能永远实行资本管制。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任务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并实行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从短期来看，无论出于国际还是国内经济、政治因素考虑，中国汇率升值的时机都不成熟。中国政府应当采取多种策略，为人民币升值虚火降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国家货币纷纷贬值。人民币顶住了巨大的贬值压力，有效防止了汇率贬值多米诺效应，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突出贡献和巨大牺牲。为了消化和吸收这一损失，5年以来中国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至今这一政策还不能完全退出。如果现在提出人民币升值，势必再次造成中国经济的巨大损失。
而狂热鼓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日本，却成了中国外贸逆差中获利的大赢家。根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无论是2002年还是2003年1～5月的累计数值，中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均是香港地区和美国，而人民币对美元并没有贬值。相反，2002年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地，而今年1～5月日本更上升到第三位。一旦人民币升值，中日贸易逆差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并不公平。
尤其是，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激烈讨论的氛围下进行汇率调整，时机不当，因为这样难免会产生人民币升值的“棘轮”效应，形成“升值--预期继续升值--升值--预期再次升值”的循环。目前，中国资本项目正在逐步放开，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势必造成大量“热钱”快速流入，一旦经济情况发生波动，“热钱”的抽回难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在世界各国经济唇亡齿寒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动荡同样也会增添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国内升值压力不明显
目前外汇占款上升尚未造成实质性通货膨胀。从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升值压力表现看，主要是中国外汇占款上升造成基础货币投放过大，人们担心可能带来经济过热隐患。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按照中国年初制定的目标，2003年中国通货膨胀水平将控制在0～1%区间，即在走出通货紧缩之后的微弱通胀。从1～6月中国物价水平的走势来看，尽管广义货币发行增长率维持在18.5%以上的水平，但物价水平仍然保持正常。6月份通货膨胀率为0.3%，1～6月累计则是0.6%。从中国周边经济环境来看，世界通货紧缩格局并没有根本改观，下半年中国物价水平走势能否进一步回升还是一个问号，汇率升值无疑不利于中国物价指数稳定在轻微通胀的水平上。
而且，非典对经济的冲击还未释放完，今年上半年，中国遭受非典型肺炎冲击，旅游、餐饮等行业损失惨重，使原本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过热苗头得以收敛。与此同时，1～6月中国累计出口增长34%，进口增长44.5%，进口增速明显大于出口。非典造成的中国出口订单下降，对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表现出来，使外贸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
在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势头的同时，外汇储备将增势放缓。因此，经济过热的缓解、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势头的减慢，都将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得到一定程度释放。
特别是中国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与目前尚存的进出口关税、配额管理紧密相关的，这些政策客观上起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但以后这些进口限制将逐步取消。因此，中国未来几年经常项目将很难维持在2002年3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这使得人民币升值的中长期内部压力也会有所缓解。
加快构筑“防火墙”
如果非典影响减弱后，经济增长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仍然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并且年内累计通货膨胀水平已经接近或超出1%的设定目标，我们就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使用，为人民币升值设置防火墙，既可起到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作用，也不造成国内经济出现过热。
在财政政策方面，针对升值问题进行税收结构调整。首先，建议调低出口退税率。目前中国平均退税率高达15个百分点，但财政实际无力支付。到2002年底，财政部拖欠出口企业退税税款大约2470亿元，累计欠款竟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3%以上，长期支撑这样一种高税率，中央财政显然不具备可持续性。
因此，出口退税税率适度下调已势在必行。下调的结果将会使中国出口增长放慢，进而使经常项目盈余下降，起到为汇率升值减压、也为中央财政负担减压的作用。对于出口退税税率下调造成的企业出口活动受挫，需要将来通过人民币贬值手段由其他国家买单。
其次，建议提高房地产等高利润、高风险行业的所得税率。2003年6月，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如果单纯从控制房地产风险角度出发，这一政策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角度进行考察，对高利润、高风险行业提高征税似乎更好。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抑制局部过热，二是有利于财政收入增加，三是有利于改进货币政策操作，因为在提高高利润、高风险行业税率为经济适度降温的前提下，中央银行就可以放心进行冲销操作稳定汇率，而不必担心出现过高通货膨胀隐患。
在汇率政策方面，渐进开放资本项目，实行走出去战略。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除了来源于经常项目盈余之外，也来源于巨额资本流入。因此，中国需要考虑实行本国资本走出去战略。今年以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于国内证券市场已经顺利启动。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步增大，金融当局应当考虑开放QDII，亦即使合格的国内机构投资者有机会投资于国外市场，为人民币升值压力泄洪。
此外，中国也应考虑为国内巨额居民储蓄在国外寻找投资场所。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国居民储蓄始终保持迅猛增长势头，又苦于找不到合理投资渠道。一旦资金拥挤在国内某一两个行业(例如房地产业)，很容易造成经济局部过热。
在货币政策方面，考虑降低存款利率或者提高贷款利率。除了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货币政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压。具体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适度降低存款利率例如在美联储利率以下的某一水平而保持贷款利率不变，使美元的收益率大于人民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相应就会减少。与之相反，保持存款利率不变而增加贷款利率，意味着国内出口企业资金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相应下降，同样可以缓解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而带来的升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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