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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3月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19名“特别常委”的出现引起广泛关注。最近，他们中的10人再次“升官”：在刚刚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他们被分别任命为人大外事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等七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助理。
当选的19名“特别常委”之所以引人关注，在于他们独特的产生方式和彼此相似的经历背景。他们都年轻，大多在50岁以下，他们或是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或是来自学界的知名学者，有着良好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训练。他们当选之初，舆论和专家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其基本的观点是，无论他们的当选过程如何，他们在人大常委会的出现，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常委会组成人员整体素质和议政能力的提高，这些具有良好法学和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担任人大常委，能够提高立法质量和监督品质。
现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专职常委”，并分别担任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助理，意味着设立“特别常委”的意图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落实。而且以他们所出任的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一职，结合他们过去的行政或学术背景，不难想像他们在新职位上的作用：作为有着丰富专业知识背景的“助理”，他们有能力为各主任委员和其所掌的专业委员会，起到辅佐、咨询、参谋的重要作用。所谓他们能够帮助“提高立法质量和监督品质”，其依据也就在此。
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兼具两种功能，一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充分代表民意，行使民主权力，监督政府工作；二是作为立法机关，完成国家各项立法工作。而在后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中，完备的法学和其他相关的专业知识，是委员们胜任其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具备丰富专业知识和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出任“专职常委”，并在各专业委员会中担任关键的专业助理职务，对提高人大的立法质量，当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当然，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对常委们的专业助理人员有制度化的安排，则将有助于常委们将民意代表和立法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很好地统一。但在目前没有相应制度的情况下，让专业助理人员以常委身份完成其工作，也是可行的办法。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就应该承认每一点进步都是进步，并不因这一步没有迈到理想的终点而否定其进步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常委的出现和他们的“升官”，都是值得肯定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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