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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名单一出惊神州
宁波市的北仑区检察院，近日成为举国司法界关注的焦点。全国高检专题论证会刚刚结束，浙江省检察院的调研团又接踵而来，就在记者赶往宁波采访的当天，兄弟省市的“取经团”络绎不绝。都冲着全中国绝无仅有的那份“行贿黑名单”。
为遏制建筑工程领域里越演越烈的贿赂行为，北仑区检察院将1998年以来曾因行贿判刑或已查实行贿的建筑领域行贿人资料汇编成册，并将其中情节严重的划入“黑名单”，据此向全区工程招标业主单位提供“诚信咨询”，从而使“黑名单”上具有行贿污点的建筑商，在工程投标中被低评甚至取消投标资格。
备受关注并不等于一边倒的赞誉。这个旨在反腐倡廉的全新尝试，不可避免地激发了热烈争论：
———提供“诚信咨询”的检察院是否有越权之嫌？
———被列入“黑名单”的行贿人是否被侵犯了隐私？
———行贿有恃无恐，现行法律条款是否亟待完善？
对话 总要做点什么
长途电话沟通了一个多小时，北仑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国明才勉强答应接受采访。见面就解释：我们搞“黑名单”是如履薄冰。
记者：怎么会想着搞这样一份“黑名单”？
王国明：如今全国大建设，工程遍地开，不少建筑商为了承揽到工程，工程做到哪贿赂行到哪，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官员腐败，导致了滥竽充数的“豆腐渣工程”，祸国殃民。就说我们北仑开发区吧，就是一个大工地，光今年宁波十大百亿工程就有“七大”在北仑，行贿若得不到有效遏制，贻害无穷。
记者：要遏制行贿，何不寻求立案起诉的法律途径？
王国明：起诉？我们北仑检察院一年受贿案侦破起诉二、三十起，可是行贿案，多年来没有一起成立。为什么？一方面为了鼓励行贿人供认受贿人，司法部门对行贿者往往是坦白从宽；另一方面现行刑法规定，行贿罪必须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才成立，你说他为了公司拿到工程去行贿算不算“不正当利益”？很难界定。经常是检察院查实了，行贿人自己也认了，可起诉到法院就是判不下来。长此以往，行贿越来越有恃无恐。建立“黑名单”，给行贿人刑法之外的惩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记者：“黑名单”建立一年有余，效果如何？
王国明：目前“入库”的重点监控对象70多人，上“黑名单”的污点建筑商18人，我们已先后为北仑区内三家大企业提供过“诚信咨询”，其中北仑电厂在工程招标中就发现有一个投标人上了“黑名单”，取消了他的投标资格。所以北仑建筑商谈“黑名单”色变，生怕砸了自己的饭碗。如今宁波市检察院已经把“黑名单”的做法向全市推广，中国高检也在酝酿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行贿记录档案”。应该说，“黑名单”在业内得到充分肯定。
记者：但在检察系统之外，质疑“黑名单”的声音此起彼伏。对此你怎么看？
王国明：还是那句话，如履薄冰。我们一直谨慎操作，比如专人严格保管“黑名单”，不主动对外公开；比如名单上的行贿者5年内未再行贿或有重大检举立功表现，我们可将他撤出“黑名单”等等。但不管怎样，既然吃了第一只螃蟹，我们绝不会半途而废，行贿如此猖獗，总要做点什么吧。
争鸣 是非褒贬说名单
对于这份被检察官反复强调为“无奈”之举的“黑名单”，法学家们又怎样评说？透过“黑名单”的是与非、功与过、褒与贬，我们思考着惩腐背后，深层次的法治进程与机制变革。
焦点一：检察院是否“越权”？
记者：北仑区检察院开全国先河，将有行贿前科的人列入“黑名单”，并向工程发包单位提供行贿记录咨询。出发点是未雨绸缪杜绝腐败，但检察院是否有权开列“黑名单”？是否有权提供咨询？
游伟(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对行贿“黑名单”的做法，我认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检察院并不具有包括这样一种的处罚权，国家公共机构超越法定范围的权力扩大，就是一种“良性违宪”。法律的完善必须通过立法来完成，这是法制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是靠拍脑袋的“创新”。
刘宪权(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现在行贿十分猖獗，绝大多数都没有定罪，检察院采取诸如行贿“黑名单”这种非刑法措施，以引起大家的警惕，是预防贿赂犯罪的合理手段。我并不认为这是检察院的“越权”，检察院有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责，有司法建议的权力。
焦点二：“黑名单”侵犯隐私？
记者：“黑名单”上大多数人并没有被法院认定为行贿罪，检察院根据自己掌握的行贿事实开列“黑名单”，并接受相关咨询，这是否侵犯了隐私？
游伟：确实是个问题。刑法的原则是“疑罪从无”，凡没有经过法律判罪的，都是无罪。检察院将这些人也列入“黑名单”，实际上是作了“有罪推定”，从某种意义上说，“黑名单”侵犯了隐私权。
刘宪权：这与隐私权是两回事。从法学角度讲，如行贿行为发生在公开的招投标经济活动中，侵害了社会公众利益，公众有权知道，有什么隐私可言？也可以说，这是行贿人对自己行贿行为付出的代价。
焦点三：行贿还有“正当”说？
记者：采访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对刑法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行贿罪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什么叫做“不正当利益”？难道还有为“正当利益”的行贿吗？这就是导致大多数行贿人不能定罪的“瓶颈”所在吗？
游伟：我认为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说，刑法中这一行贿罪要件构成规定是合理的。应该看到，有的人谋取本是正当利益，但受到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勒索，不得已而行贿。惩治贿赂犯罪的法律重心应该放在受贿上，想通过遏制行贿来遏制受贿，那是理想化的模式，贿赂犯罪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是公权力过度渗透到经济活动领域，只要有人敢要，总会有人敢送。
刘宪权：我认为条款本身是明确的，“不正当”就是指犯罪、违法、违规，比如为走私畅行、招标作假、跑官买官而行贿。可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得不反思行贿受贿立案数比例的严重失调，“不正当”作为行贿罪构成要件，客观上未能有效遏制行贿的滋生蔓延。只要有人敢送，必定有人敢要。在我印象中，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比如中国香港，最近一家娱乐周刊的记者，为了进入《2046》电影拍摄场地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记者被判入狱3个月。从严惩贿，谁还敢把钱送出去？
是耶非耶“黑名单”。尽管众说纷纭，但北仑区检察院也认为，“黑名单”不可能长此以往。努力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惩治行贿不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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