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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16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者之一张卓元
十六届三中全会备受关注，因为这是新领导人经济工作思路的全面体现。更重要的是，其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好与1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其历史意义将与后者相当。
8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地位。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次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经济》杂志日前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这是一位于政策面及社会均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也是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张卓元年届古稀，但思路异常清晰，字斟句酌，言近旨远。
解决三大问题
《经济》：为什么此次三中全会备受关注？有人预期这会是新一代领导人上任以来最具实质性内容的会议，是这样的吗？
张卓元：我想这次三中全会受到广泛关注，最主要还是因为其主题与1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相呼应。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当时对这一目标本身争议很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什么，有哪些主要内容，这些1992年来不及解决。
所以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五大支柱”，提出了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等。
此次三中全会，一来今年离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好10年，这10年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初步完成，今后的任务是完善；二来是去年开过十六大，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现在看来，还是要靠深化改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最强大的动力。
《经济》：今年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从哪些方面完善呢？
张卓元：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几个方面的任务没有完成。
第一类是原来设想的、规划的改革目标，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实现。
比如国企改革，1993年已经确定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项工作虽然一直在做，但目前国有企业离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仍差得很远。这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国企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
还有1993年已经明确，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经过10年努力，在“统一”和“有序”方面，离当时定下的目标仍有相当距离。
第二类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前没有暴露，或者不够突出的问题，现在显得突出了。最主要是两个问题：
其一，城乡协调发展，实质是所谓“三农”问题，也是城市化问题，这一问题10年前也提到，现在尤为突出。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几次讲话都讲到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因为现在城乡的差别在扩大。这方面的改革，包括逐步改变城乡分割的体制，加快推进城市化，农村税费改革，逐步消除农民进城打工的体制障碍，建立全国劳动力的统一市场等。
其二，经济和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特别今年春夏之交的非典型肺炎给了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训，让我们反思，地方政府往往热中于追求GDP的发展，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得不够，对社会的全面发展重视不够。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人的全面发展注意不够，包括尊重人权等问题。
要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经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这是过去也想到过，我们的五年计划就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但是这次非典之后，大家认识到，要树立新的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所有的发展最终要归结到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国加入WTO，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显露出的问题。我们要遵循发展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即各国要遵守的共同准则，这些方面都需要改善。
对外开放反过来推动对内改革。比如我们的农产品，过去我们以为只要支援农民，怎么做都可以，现在你要考虑，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从流通环节转到生产环节，过去更多的补给粮食企业。这些符合对外开放的需要。
还有法律规章的制订和完善，放宽市场准入，投资体制和审批制度的改革，增加政府行为透明度等，都要推进，否则外国人投资办企业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弄。我体会，今后完善体制主要就是针对上述三个方面。
解决问题的路径
《经济》：上述三个方面的不足，主要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张卓元：一个是改革本身的内在逻辑，中国是渐进式改革，先易后难是必然逻辑。深层次的改革，特别是跟一些地方、部门利益紧密相关的改革，放在后面。
《经济》：既然深化改革的难题在于对原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加大，从而使这部分改革主体变为改革对象，对此应该怎么解决？
张卓元：还是要碰，还是要自上而下来推动。上一届政府，把十几个部给撤了，虽然采取了很多过渡措施，但触动还是很大的。可见，改革还是要推进、深化，不做不行。
比如说国资委的成立，过去各个部、局管的国有资产，现在要集中到国资委，中央决定后，有些部门有意见也不得不做。按照外国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来看，成立一个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机构，有一个单位来对国有资产最终负责，还是有必要的。既然是必要的我们就要做。
到现在为止，中央一些部门还有一些国有资产并没有完全转归国资委监管。如铁道、邮政等系统还管着一万多亿资产，还没有交到国资委，仍然是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下一步，就要加快推进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实行政体分开、政资分开。当然这个也要一步步来，第一步，最主要的，把原来中央企业工委管的196家先管起来，然后慢慢把其他也管起来。
经济发展的新思维
《经济》：协调、全面、可持续的新发展观，其主要含义是什么？
张卓元：我体会，协调发展，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要相协调，还包括工业化与城市化、经济发展与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协调等；全面发展，主要是经济与社会(包括人)要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经济就全国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目标下，金融和财税方面有哪些改革需要深化？
张卓元：金融方面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怎么发展资本市场，再有就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怎么走股份制改革道路。四大行的出路，恐怕最后还是股份制改革。现在四大行的不良资产那么多，谁愿意来入股。所以首要，想办法降低不良资产率，然后搞股份制。金融的企业监管也要完善。
财税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多。经济学家正在讨论如何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增值税方面，要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还有为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也要完善。如此等等。
《经济》：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和WTO的要求方面，法律体系建设方面有哪些值得研究？
张卓元：我想，今后要更加强调依法管理经济，依法治国要求一切依法办事。许多人关心的破产法、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和银行法等，有的是制订，有的是已经有了但需要修改。公司法、证券法都要修订；银行方面的法规，因为银监会的成立，以前有些法律不太匹配，要修订。反垄断法、市场准入法、国资法、社会保障法等，现在也有条例，但还是要制订法律。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现在大家认识到，很多问题要落实的话还是得有个法，光靠条例不够。
《经济》：你对东北振兴怎么看？
张卓元：振兴东北，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包括东北老工业基地重振雄威，进一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都很重要。十六大报告讲到，除了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外，西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善投资环境，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我想，振兴东北也应是这样。
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协调
《经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治体制改革如何配套推进？
张卓元：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也要相协调。比如我们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现在为什么很难减下来，主要是乡村政权吃财政饭的人太多，这就牵连到乡村一级政权是不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政府机构是不设到乡一级的，民国时期乡公所只是县里派出的机构。现在乡成为一级政权机构，人员臃肿，不单行政机构，事业单位也都吃财政饭。过去的说法是七站八所，现在每个乡有十几个站、十几个所。虽然是事业单位，也得改革，农民负担太重。这就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
再一个，政府职能转换、审批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特别是审批制度改革，现在确实存在不同所有制不平等的地方，特别是在市场准入方面不平等。所以在十六大报告中，要求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审批制度和投资体制的改革，将来恐怕就是国家公布目录，哪些必须审批的，目录以外统统不需要立项批准。当然，企业的工商登记、用地、环保等，这个还是要依法办事手续的。
《经济》：你如何看待这次三中全会？
张卓元：我认为这次三中全会议题很好。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从深化改革入手，从改革中找发展的动力这是极具远见的。
其历史地位应该能和10年前的三中全会相比，它呼应了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从哪些方面努力，并给出明确的方向、原则。根据过去的经验，总的来说，中央全会定原则，具体落实操作在后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这个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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