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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中纪委宣布，开除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党籍。至此，十六大以来因腐败问题被判刑或受到党纪处分的省部级高官至少已有8人。
当前中国的反腐形势如何？深入推进的途径又在哪里？中央某权威机关长期致力于制度反腐研究的学者李永忠，在接受官方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记者时分析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反腐思路的三大变化。
李永忠说，中共十六大就反腐问题有许多新的提法，反映出反腐思路的新变化。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央的提法都是要“反对腐败”，而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加上“防止”一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变化，即把反腐重点转到了“打”与“防”并重。这一转变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十六大以前，我们把反腐败界定为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而十六大则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政治斗争”到“政治任务”，表明反腐败的涵义更加宽泛，提的层次也更高，上升到了党建的高度。
三、十六大以前，我们在谈党的建设时通常是指“三大建设”，即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十六大以后，我们把“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加了进去，成为“五大建设”。由此，反对和防止腐败必须立足于“制度反腐”。
四、当前反腐形势及腐败的新表现
李永忠指出，在新阶段，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分子的原始积累主要通过6个方面来完成：大批量、多层次的土地批租；利用权力大量违规放贷；违规减免税收；股市“圈钱”；走私放私以及利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转包“分肥”等。有的地方出现了“送子女、配偶出国、亲属海外定居———把腐败赃款转移出境———自己外逃”的腐败新动向。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这将有助于我们加大对外逃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
———一些腐败分子的手段更狡猾、更隐蔽。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不少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这种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很有代表性；三是赃款“漂白”，资本增值。腐败分子通过不法手段攫取了“第一桶金”后，千方百计利用这“第一桶金”为资本，在权力的合法或不过分违法的“关照”下，使之不断增值。一般是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
———不少腐败分子的“抗药性”在提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分子也在研究反打击的手段。许多腐败分子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廉洁”干部形象，迷惑人们，而一旦被查处时，则负隅反抗，百般抵赖。而我们在反腐败方面，还存在着制度、机制、方法等明显滞后和不适应的现象。
———一些腐败分子正从个体腐败向“抱团”腐败发展，甚至与某些黑恶势力勾结，形成腐败团伙“窝案”，加大了我们的查处难度。反腐斗争中，往往先要打破这个集团，个体的问题才能暴露，才能查清。比如厦门远华案、辽宁慕马案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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