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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9月6日《华西都市报》报道：为完成任务案件数，也为了年终奖金，四川省大足县法院三驱法庭的几位法官竟伪造了25个子虚乌有的案件来充数——从起诉书到原被告，从立案审查到开庭审理，25个案件全系伪造。
事情败露后，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这几位法官的所作所为，不仅会影响判决的公正性，更严重的是还会影响神圣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他们不仅在拿法律开玩笑，也在拿法官自身的形象和尊严开玩笑。
笔者在对这几位法官的行为感到气愤的同时，也注意到报道称“三驱法庭集体办假案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办案指标”。因为是否能拿到年终奖金，是否能评优评先，离不开完成案件任务数的多少。笔者不想为这几位法官做什么辩护，因为什么动机都不能成为亵渎法律的理由，但笔者忍不住还是想追问，给法官下达案件任务数合理吗？
司法的生命在于中立、消极，奉行的是不告不理，从本质上迥异于企业的追求效益最大化，也有异于行政权的要求高效、集中、统一的特征。案件的多少，不取决于法官的主观努力。法官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在于办理案件的多少，而是公平和正义。给法官下达案件任务数，便是要求法官走下神圣的法庭，主动靠近当事人，鼓动他们去打官司。这种做法的危害显而易见：从轻一点讲是为获得案源，给一方当事人某种保证，先入为主，造成角色错位，影响司法公正；从重一点讲，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保障线，诉讼是一种高投入的活动，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的社会纠纷被法官极力引入诉讼中，法官无疑扮演着激化社会矛盾、浪费社会资源的不光彩的角色。
在给法官下达案件任务数的后面，我们看到的是法院和法官追求自身利益的企业行为色彩。因为案件多了，诉讼费的收入也就高了，法院的经费宽裕了，法官个人的实惠也就多了。所以，法院以量化标准对案件任务数进行考核，并因此与个人的福利和评优等挂钩，似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法院和法官忙着追求自身利益，必然无暇顾及当事人的利益，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又从何谈起？从深层次讲，这种行为严重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影响到法官自身的形象和尊严，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的话，恐怕法院企业化的动因，在相当程度上与法院的经费保障不力有关，在吃皇粮不够饱的情形下，法院被迫觅野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姑且不论。但是，笔者相信，既然国家机器的运行是用纳税人的钱支撑起来的，国家就有义务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无论如何，公民不应当承担由于“案件指标”带来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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