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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有偿新闻，是某些企业和个人看上了媒体的社会传播功能，而要记者“说”；而繁峙的金矿主，却是要记者“不说”。这种“不说”，使得记者在放弃舆论监督功能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底线
●任何手握权力的人，都有可能受到诱惑。新闻行业内部的自律和自净机制建设，丝毫松懈不得
近年以来的某些地方，大凡被曝光的群蛀性腐败案件，在为首贪官彻底倒台的同时，往往也有其秘书、附从者或相关权力部门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事实被依次揭露。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但新华社9月15日播发国务院批准处理山西繁峙金矿“6·22矿难”责任人的电讯中，带出的“泥渣”却是一帮子新闻记者。
最后公布的处理结果并未点明曾采访事故的这11名记者的单位及姓名，但通过各种渠道，人们还是清楚地知道了：面对这起瞒报死亡人数、伤天害理转移尸体的重大责任事故，本该深入挖掘、查明真相的这些记者，却对事故现场暴露出的许多疑点和矿工家属的痛苦呼号视而不见，坦然接受了当地政府部门避重就轻的搪塞说法和大大缩水的死亡人数。因为，他们悄悄收下了金矿主送来的诸如金元宝等昂贵礼品。
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不少重大腐败案件，都是由发现蛛丝马迹的记者不畏艰险、深入调查，掀起黑幕一角，最终导入国家有关部门的正式司法程序。在以往种种矿难调查中，也常常见到记者的活跃身影，如广西南丹2001年发生“7·17”特大透水事故后，可敬的新闻界同仁顶着盘问、盯梢、被威胁生命的危险，这才揭开震惊全国的矿难真相和重重腐败黑幕。此次山西繁峙矿难，最后也是山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记者的不懈努力，才使真相大白。
记者，一个本该与社会良心、匡扶正义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却成了不光彩的受贿者。以往曝光别人，现在却被曝光———这种角色间的转换，令人深思。
我们必须承认，新闻界并不是纤尘不染的净土。今天，各种不良风气和特权观念对新闻界内部的侵蚀日渐加剧。记者拥有什么权力？用时髦的话来说叫话语权。如果把这种权力看作是属于个人所有，用与不用、怎么用要取决于自己的喜好或者利益取向，而不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社会功能的体现，这是记者对自身定位认识的严重错位。
近年来，各级新闻单位采取措施，从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制度等多方面对“有偿新闻”进行有力查处。但以往的有偿新闻中，是某些企业和个人看上了媒体的社会传播功能，而要记者“说”；而繁峙的金矿主，却是要记者“不说”。这种“不说”，使得记者在放弃舆论监督功能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操守底线，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危害性更加深远。
有评论提出了“对舆论监督的监督”命题。《南方都市报》以《矿难处理“黑名单”记者有份是好事》为题说，“由代表公众利益的媒体来对公权力的行使和社会运行进行舆论监督，这是现代社会一项成功的制度设计。但是，作为监督者的媒体自身是否需要监督，怎样进行监督，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其实，记者的丑闻，并非一国之独有。全球闻名遐迩的纽约时报社，今年也爆出了造假和获普利策奖的名记者侵占通讯员采访资料的消息。除当事人被辞退之外，执行总编辑也辞职以谢社会。而所谓“侵吞他人采访果实”，连通讯员也站出来讲情，说是受该记者委托和聘用而去采访的，照我们这边有些人的看法，或许根本就不成问题。然而，《纽约时报》仍然“挥泪斩马谡”，不敢徇情。可见，在各项社会规范和运行机制已经较为成熟的国家，新闻行业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其内部操行有着严厉的禁区。这一点，和有违法纪录者不得申请律师资格、出了医疗事故将面临吊销行医执照等等，非常相像。任何手握权力的人，都有可能受到诱惑。记者这个职业，虽然没有像律师和医生那样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壁垒，但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部门，即便出了一点小事，媒体声誉受损是小，最重要的是有可能损害公众的信任，从而扰乱了社会平衡机制正常功能的发挥。因此，新闻行业内部的自律和自净机制建设，丝毫松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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