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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8日，上市公司“深能源”发布董事会公告：“董事会同意集团公司关于调整深能源董事的提议，决定免去劳德容女士董事长及董事职务。”
劳德容被免职了！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引起了证券市场的强烈震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不仅“深能源”的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深能源集团”)是深圳市综合实力最强的国有企业，而且该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劳德容，是一个用十年时间书写了深能源集团从无到有、从负债经营到实力强大的传奇故事的“传奇人物”。
事实正如人们纷纷猜测的那样：劳德容“落马”了，“落马”在其即将功成身退的59岁这一年。2002年9月28日，市纪委以涉嫌以权谋私将劳德容“两规”。10天后，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对劳德容立案侦查。今年9月5日，该院以劳德容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今天，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劳德容案。
侦查：证据材料足有一米高
劳德容在深能源集团“居功至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每一笔贷款都是我“跑”回来的，每一套设备都是我批准购进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经手调入的。因此，劳德容在深能源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
由于长期“花钱一支笔，用人一句话，决策个人拍板”，深能源集团不少干部职工对此心存不满，背地里意见很大。于是，近几年来，不断有反映劳德容违法违纪问题的举报材料被递往有关部门。这一情况引起了市委的高度重视。
鉴于深能源集团是深圳市重要的国有企业，下辖两家上市公司，当时又正值股份制改造的关键时期，为慎重稳妥起见，市委决定由市纪委牵头，抽调市检察院办案力量与市纪委联合组成专案组，展开秘密调查。举报劳德容的材料加在一起足足有几十页，其中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何寻找案件的突破口，既能发现问题、寻找证据，同时又做好保密工作，不打草惊蛇，成了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难题。
专案组在将举报材料归类之后，从中选择了几条可能性较大的线索作为调查重点。其中，深能源集团下属的西部电力公司的有关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西部电力公司是国家重点投资项目，其中存在大量资金流动，其公司财务部负责人王某与劳德容关系密切，在诸多反映劳德容经济问题的举报材料中，也附带着有关王某涉嫌挪用公款的线索。经过仔细斟酌，专案组最终决定从王某身上打开突破劳德容案的缺口。
8月中旬，专案组在掌握有关证据的基础上，以涉嫌挪用公款、造成国家财产2000多万元损失为由，对王某实行了“两规”。在政策和法律的威慑下，王某交待了其贪污、挪用公款的行为，并揭发出劳德容指令他挪用数百万元用于经营私人公司及建立小金库等问题。与此同时，专案组通过彻查西部电厂的账目，对财务资料不齐的账目进行重点审计，又挖掘出更多的蛛丝马迹。劳德容的违法违纪问题，至此开始揭起了冰山一角。确凿的书证和人证，促使市委下决心对劳德容进行“两规”审查。2002年9月28日，市纪委宣布对劳德容实行“两规”，该案也因此被命名为“9·28”专案。
在市纪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9·28”专案组划分为问话组、外调组、查账组，相互配合，高效运作，使案件查处工作一步步深入。问话组对症下药采取的攻心策略，成功地瓦解了劳德容最初强装出来的坦然镇静，促使她一一写下交待有关问题的材料。外调组和查账组根据已知的线索，全力查证，落实证据。经过卓有成效的初查工作，市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10月8日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劳德容立案侦查。
由于劳德容案涉案数额大、人员多，案情复杂，时间、空间跨度大，查办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周折。经过侦查，检察机关不仅查清了劳德容涉嫌受贿、挪用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事实，还顺藤摸瓜，接连立案查办了原深能源集团总工程师金某涉嫌受贿案、原深能源集团下属西部电力公司财务部负责人王某涉嫌贪污案、原深能源集团下属环保公司总经理梁某涉嫌受贿案、劳德容之子郅某涉嫌共同受贿案、东莞市燃料公司叶某涉嫌行贿案、东莞市燃料公司下属分公司赖某涉嫌行贿案等系列案件。
据悉，劳德容一案调查、侦查所取得的证据材料，最后装订成为了34卷检察案卷，摞起来足有1米高。这些案卷材料，展示着劳德容的贪婪。
堕落：涉案金额超6000万元
劳德容“落马”，是在她的59岁这一年，这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59岁现象”。然而，劳德容真正开始权钱交易的时间，显然要比这早得多。
1994年12月28日，能源集团旗下资产———东莞大岭山镇新花苑酒店落成。酒店的外围工程———围墙、道路、绿化，是一块诱人的肥肉。在劳德容的安排下，个体建筑包工头黄某挂靠有资质的某工程公司，不仅拿下了该工程，还陆续拿下西部电厂工程和清水河变电站新建工程中的部分土建工程。得了好处后的黄某，自然知恩图报，分别于1995年初、1999年底和2001年春节前给劳德容送上了“酬劳”共计人民币36万元、港币50万元。
现在看来，劳德容的犯罪手段其实并不高明。她的受贿犯罪，主要是以收受他人回扣的方式完成。深能源集团麾下有九个发电厂。这九个发电厂是深圳的用煤大户。从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间，该集团采购计划外煤炭1045万吨，年均采购130万吨。按照煤炭销售业的“行规”，一吨从中抽取一元钱的“水”，一年就是130万元的“外水”。如果一吨煤的回扣提到5元，一年就是650万的外快。
“只要搞掂劳总，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这已成为大大小小煤炭老板的共识。为了将劳德容“套牢”，东莞一个煤炭老板开始是按每吨1元回扣，与劳德容分享利润。后来，竞争者多了，生意难做了。于是，将回扣加码，提高到每吨5元。劳德容先后18次从该老板手上拿到回扣210.5万元。
深圳舒普康公司，本是一家运输企业，与煤炭生意八竿子打不着。劳德容将儿子郅某安排到舒普康公司实习，舒普康公司经理李某通过郅某提出与能源集团做计划外煤炭生意。郅某很爽快就答应下来。从1995年开始，舒普康公司，准确点说，应该是舒普康公司的经理李某就获得了向能源集团供应煤炭的权利。1995年和1996年的2年间，舒普康公司向能源集团供应了9船煤炭，数量总计约274718吨，煤价款总计人民币8085万元。1998年11月和1999年8月，经过劳德容的安排，李某又以深圳市续康道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先后供给能源集团2船煤炭，数量总计约89036吨，煤价款总计人民币2359.8万元。
尽管李某与郅某算得上是师徒关系，但亲兄弟明算账。早在1995年6、7月份的时候，郅某就与李某达成了煤炭利润分成的口头协议，郅某回家将利润分成的情况告诉了劳德容，劳德容未表示反对。此后，李某分四次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将煤炭业务利润总计人民币37.2万元分给郅某，让其转交给了劳德容。
1995年，能源集团决定在广西钦州建造大型油气库和油码头工程，工程造价2.1亿元人民币。劳德容竟然未经招投标程序，便个人作主，批准了由劳平凡任负责人的广西地矿建设工程发展中心承包了该项工程。为了对劳德容的关照表示感谢，劳平凡分别于1997年春节前、1998年春节前和1999年春节前，三次来到深圳劳德容的家中，给劳德容送上“酬劳”共计人民币220万元、美元9.9万元。
1999年下半年，劳德容听说市纪委正在调查能源集团建造钦州油气库工程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因担心自己收受贿赂的事情败露，立即约请劳平凡到自己家中，将当时手中现存的美元现金9万元、港币现金10万元、人民币现金10万元退还给了劳平凡。后因劳平凡推说“退还回去的钱不好作账”，再加上劳德容自己仍然心存侥幸，这一退贿的举动，也就到此为止，没有再继续下去。
据检察机关查明：劳德容在1994年至2002年间，利用其职务之便，在工程承包、项目转让和计划外煤炭采购等业务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他人的巨额钱款，合计人民币7781299.8元、港币50万元、美元13.9万元；在1994年至1995年间，劳德容还利用其职务便利，个人决定将公款港币500万元、人民币800万元，先后挪作个人投资及为儿子、朋友进行注册验资使用；1997年5月，劳德容利用职务便利，不经任何程序，严重违反能源集团的财务管理规定，超越权限，个人擅自决定将能源集团公款港币2200万元借给香港某国际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使用，期限三个月。但到期后，该公司总经理廖某下落不明，致使该笔借款至今无法收回，给能源集团造成重大损失。此外，劳德容还有总计人民币10780109.42元、港币4617758.14元、美元4.1万元的个人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劳德容一案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超过6000万元。
忏悔：忘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
劳德容被逮捕后，一直关押在市第三看守所接受监管。在看守所的每一天，劳德容都会静坐思过。此时的劳德容想到的是什么？
劳德容的大半生可谓一帆风顺。1965年，劳德容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被分配到水电部西南电力设计院工作。由于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劳德容参加工作后不久，即投入到四川攀枝花、泸州、乐山、江油、绵阳及河南洛阳等地火力发电厂的设计、施工第一线。在一座座电厂的建成投产过程中，劳德容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1978年，劳德容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凭着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成功地从技术人员转型为管理干部，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建办公室主任、计划基建局副局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局党委书记等职。
1991年，劳德容南下深圳，奉命组建深圳市能源办公室和能源总公司。在国家不给股本金的情况下，她依靠自身努力，多方寻求支持，在短时间内解决了特区庞大电力建设面临的资金问题、技术问题、干部问题、管理问题，使深圳电力事业后来居上，从一个“开三停四”的严重缺电城市，一跃成为全国人均装机容量和用电量最高的城市。经过10年的奋斗，深能源集团成为了一个总资产达135亿元、净资产达80.06亿元的一类一级大型集团化国有企业，下辖两个电力上市公司。在这10年中，该集团累计实现利润55亿元，累计上缴国家税收超过28亿元。
伴随着深能源集团的迅速壮大，劳德容声名鹊起，成为了全国知名的企业家，荣誉、鲜花、掌声向她和她所领导的企业纷至沓来。1995年，劳德容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出席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02年，全国评选出首届33名“创业企业家”，劳德容也名列其中。
59岁的劳德容，从人生的顶峰一下子跌入谷底，痛定思痛之后，才深刻地领悟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过去事业的成功、荣誉的赢得，是自己不畏艰苦、不计回报、全情投入地扑在工作上干出来的；而如今身陷牢狱的结局，则是自己在功成名就后，私欲膨胀、忘乎所以种下的祸根。
早在1999年，“红塔事件”被披露后，劳德容就曾在公开场合为褚时健抱不平。就在这一年，劳德容让下属帮她算过一笔账，了解到自己一旦退休，每月的收入大概有2400元左右，再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为了工作累下一身的病，每个月光吃药的花费都在2000元以上，自己以前无暇顾及家庭，两个儿子没读上好的大学，心里觉得很“堵”。出于对自己的补偿心理，劳德容决定在自己退位之前，要为自己和家人“积累”一笔足够的财富。迷失在“留后路”心理中的劳德容，“忘记了企业是国家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认为不是我白手起家，能源集团什么也没有，所以用钱用物不算什么事……平常在工作中习惯于发号施令，大权独揽，虽制定了各种监督机制和议事规则，但自己却凌驾其上……由于实际上无人监督，自己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监督，因此，在运用权力的时候就更加随心所欲。”于是，慷集团之慨，为孩子及亲朋好友谋利，不在话下；违规领取兼职报酬、违规集资，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得理所当然；拿供货商、施工队的回扣，自认为是于集团利益无损的“行规”，更是肆无忌惮。
如今的劳德容，失去了人身自由，这才省悟到：“其实自己每年工资加上奖金也有几十万的收入，丈夫、孩子都有安稳的工作。这样的生活，比起以前在成都、在北京时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就是比起深圳的政府公务人员、其他国企领导也高出了许多。
身陷牢狱，劳德容才倍感人身自由的可贵和家庭亲情的温暖，但悔之已迟。她在反省材料中写道：“现在，我多想以自己惨痛的教训，向人们特别是国企领导人告诫：法律是人们在社会上工作、生活、生存须臾不可离开的行为准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慎独，不能存在一点侥幸心理。法律是无情的，以身试法的代价是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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