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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戴而言，每一次回忆起那天他到家后看到的场景都是一种在伤口上撒盐的痛苦。妻子秀强的自尽，老戴始终无法接受。
在这里我们称呼他老戴，他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位勇敢面对媒体的轻生者亲属，自杀的是他的妻子。在采访开始的时候，戴先生先是安顿好上小学五年级的孩子睡了觉，他说“孩子明天还要上学”。也许在一个平常的家里，这是一个母亲做的事。
老戴生活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失去了妻子的他带着儿子从北京打工的地方回到了老家。他在家中开了一家眼镜店，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同时，一边照顾着正在上学的孩子和年迈的老母亲。
1991年腊月，家境并不富裕的老戴经别人介绍，与千里迢迢从广西来到河北的秀强结了婚。结婚那年，老戴28岁，秀强比老戴小4岁。当时，这个从广西娶来的媳妇用老戴自己的话说是“漂亮、开朗、爱唱爱跳的”。
转年，尽管生活有些拮据，但他们还是要了孩子。1992年11月秀强生了个男孩，原本平淡快乐的日子又多了份欣喜。谁知他们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开始生病，先后住过两次医院，为了给孩子看病，夫妇俩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不仅如此，因为孩子的出生，秀强患上了妇科疾病，这对于原本就不宽裕的老戴一家，无异于火上浇油。老戴说，当初他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元的收入，给孩子和秀强看病根本不够。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原本爱讲话的妻子变得越来越少言寡语了，她总是说：“我这病是看不好了，过一天算一天吧。”原本勤快的妻子总是躺在床上，很少干活，老戴以为她身体不好，没有劲儿，没有太在意妻子情绪和行动上的变化。
后来老戴只身一人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打工，老戴说，他当时从家里出来到北京的100块钱路费都是找别人借的。来北京打工，老戴带着无限的希望，“在北京只要能好好干，挣得肯定比我在家里多，他们娘俩儿身体都不好，多挣点还债，还得给他们看病。北京的医院多，有那么多好大夫，秀强和孩子的病一准能看好。再说，我还想把她带到北京来打工，在北京总比在我们那小山村里强，她在北京多见识见识，心思就没那么重了，病也好得快点儿。”抱着这样的打算，老戴一边拼命干活，一边写信给妻子鼓励她，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但是，从秀强给他的回信中，老戴却更多的发现妻子对生活的绝望。
终于，悲剧发生了。从老戴保留的妻子回信中可看到秀强当时的心态。其中1996年11月20日的一封信这样写道：“大玉(妻子秀强对老戴的称呼)，你的来信我已收到，阅过。———我看我的病是看不好了，过一天算一天，活就活，死就死了。大玉，做人真难啊，看咱俩有没有缘分了……”
老戴说，他当时因为不在妻子身边也非常担心，但是，又得在北京打工，所以只好写信给家里劝妻子想开些。但是，妻子回信中的绝望却是越来越多。1997年四月初七，老戴带着秀强和孩子去广门赶庙会，老戴跟孩子说要给他妈买衣服，可是，秀强却根本没有兴趣，反而更加没有话，一路上眼神呆呆的，老戴就很担心，可问她，她却什么都不说。因为北京厂里的活忙，老戴不得不在回家后的第4天匆匆离开，那是1997年的四月初九的早晨，秀强送老戴出门，却又奇奇怪怪地跟老戴说：“大玉，你是好人，以后寻(娶)个漂亮媳妇。”
老戴当天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傍晚接到家里的电话叫他赶快回来，老戴当时就担心是秀强出事了。等他赶到家里的时候，妻子秀强已经脸色苍白地躺在了床上，没有了气息。
老戴说，“后来听门口的邻居说，那天，她给了孩子两角钱打发孩子到亲戚家去了，然后，她就自己把院门儿反锁上，平时常来找她的邻居推门看门没开，就没进去。后来，是她侄女来看她，愣把门砸开才进到屋里。那会儿她躺在床上，旁边有瓶农药，再去叫人，就已经晚了。”
家里人怕老戴在家里呆时间长了睹物思人，就把秀强的东西都烧掉了，老戴背着家里人留了两封妻子当年的回信。薄薄的信纸，歪歪扭扭的笔画，已经被一次又一次滴在上面的泪水弄得字迹斑驳了。
在老戴修眼镜的桌子上还有另外一封信，这是他在妻子秀强去世后写给媒体的一封信，“我希望那些轻生的人，在你即将超脱的时候，想一想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你不该为你的亲人留下无尽的痛苦和永远擦不完的泪水，我希望为像我一样经历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老戴的故事到这里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他说，现在他明白了，妻子其实是得了抑郁症，当时他要知道的话，他怎么也不会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抑郁症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在北京准能看好。老戴现在是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孩子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妻子去世的那一年，孩子才刚刚6岁，还没有上学，什么都不懂，可现在，孩子开始问妈妈是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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