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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调研组前段时间到广东对“辞官下海”现象展开调研，据悉，相关文件已经拟定，近期有望出台。
随着近期对国家调研组到广东调查“辞官下海”现象的报道，有关“红顶商人”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这次的官员“辞官下海”有什么特点？国家应该怎样对其规范？记者就此专访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均。
“辞官下海”的腐败漏洞
《财富时报》：最近一段时期，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都出现了在任领导干部“辞官下海”的现象，有些下海的领导干部还具有相当的级别，这是继1990年代初出现的第一波官员“下海经商”热后的第二波下海热潮。那么，当前官员“辞官下海”现象有哪些特点？
胡守均：这次“辞官下海”的干部中，很多都是些职业能力强、在任期间颇受好评者，而且，这些官员也呈现出一种年轻化趋势。比方说前段日子广受关注的前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时仅45岁，可以说正值仕途上升阶段。同时，他是“文革”后的首届杭州大学毕业生和复旦大学首届经济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后来又担任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这一“高等双料”身份在所有“辞官下海”的人中也是少有的。
《财富时报》：这些人既年富力强又有较高的学历层次，可以说“官途无量”，他们为什么要“下海”？
胡守均：从根本上讲，“辞官下海”源于官员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竞争博弈中，通过对公私部门相对收益的权衡而做出的一种自由选择。对政府官员而言，在政府中的收益可能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受人尊重，尤其是在以官本位为传统的中国更是如此。但同时，他也就很可能失去了更高的工资报酬和更大的个人自由的机会。
总的来说，辞官下海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表明我国体制改革已经深入到尊重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层次。
《财富时报》：但是，现在却有很多人对“辞官下海”者以“红顶商人”相称。表示了担忧与质疑，认为其中很有可能存在腐败的因素。
胡守均：“红顶商人”这个词，本身很容易给人一种权钱交易的感觉。在目前中央对在职官员的监督管理越来越严格的形势下，“辞官下海”的弊端最主要的是可能存在的“潜在腐败”，有些专家称之为“洗钱”和“权力兑付”。所谓“洗钱”，就是下海官员利用权力捞足了钱财，在反腐败不断深入的今天，他们害怕交代来源，致使有钱不敢花，只好假借去民营企业工作之名，将黑钱洗白；所谓“权力兑付”，即官员们在下海之前已经用权力给足了老板们好处，只是慑于“不得接受私营企业主财物”等戒条，没有将权钱交易及时兑现，但给自己铺好了路，通过下海，或在退休后兑付已经谈妥的回报。
《财富时报》：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辞官下海”有可能成为某些“变相腐败”“安全腐败”的手段？
胡守均：正是如此。在职期间，如果收受贿赂，完全可以通过“资产公示”或者党纪政纪的形式进行调查，但是官员一旦下海，就很难再查出什么了。
应该建立健全的监督体系
《财富时报》：是不是这种腐败就很难抑制了呢？
胡守均：我们完全可以从这种腐败的源头上来研究对策。既然你后期得到的这些好处，是你前期在职期间利用权力给足老板们好处得来了，那么，我们完全就可以在官员任职期间就进行防范。比方说，大力加强“公平行政”“行政监督”“行政公开”等一系列现代行政方式，尽快出台《国家公务员法》，使得对公务员的监督管理得以法律化细则化透明化，就能把官员为日后徇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财富时报》：就我所知，曾经被广泛报道的原东台市市长王小平“辞官下海”之后，盐城市审计局根据该市市委组织部的委托，对王小平任期经济责任进行了审计调查。
胡守均：那这就是防范关于“辞职下海”腐败的第二步，即在官员辞职时进行审计监督，更要对他辞职下海之后的动向进行长期的观察。有的辞官下海者，凭什么一到民营企业就给你年薪50万元，仔细一推算，疑点就出来了。所以我认为，关键要有好的退出机制，来规范辞官下海现象。官员应该怎么退、退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审查、什么样的干部在几年之内不可以到什么企业任职，这些都是应该以很细则化的法律形式规定出来的，我们应该完善《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
中纪委早在新世纪之初，就出台过有关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这个规定，就是对潜在腐败的一个“紧箍咒”，尽管尚未涉及到在职官员尤其是年富力强官员下海经商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好的思路。
《财富时报》：其实“红顶商人”这种现象古来有之，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胡雪岩、盛宣怀等晚清的“官商”。是不是说，权力与资本是天生会结合在一起的呢？
胡守均：其实权利和资本，本来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就可能互相转化。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辞官下海”问题，可以说是权力病变为资本一个最好的例子。反腐败，一个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严防权力病变为资本。但是，权力经济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内容，那就是资本转变为权利，这个内容目前大家还关注的比较少。
很多商人，当他们的资本达到一定规模以后，他们就可能通过资本来满足他们对权利的欲望，比方说买官。在目前中国的公务员制度还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的情况下，我们的人事制度上还有一定的欠缺，某些行政部门还可以通过人事任命的形式任命官员，这样就给了资本收购权利以可乘之机。
我认为，为了防止资本收购权利，中国应该建立起一套针对资本大规模流动的监督体系。商人调动了一大笔钱，没有用在经济活动中，那么这一笔资金的走向就值得怀疑。这也应该成为将来国家监控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内容。总的来说，严防权力病变为资本、资本收购权利，是目前中国廉政建设的两个最基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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