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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网消息：“这些诉讼的意义贡献于全人类，也贡献于人类的未来。”———“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
“8·4事件对中国人也是一次拷问，一个人的孤独诉讼是中国人的悲哀。民间对日诉讼这个工作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中国对日化武诉讼代理律师苏向祥
2003年10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决定，将向中方支付3亿日元，用于补偿今年8月4日发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遗弃毒剂泄漏事件给中方造成的损失。正在积极筹备就8·4事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的中国代理律师苏向祥随即表示，向日本政府诉讼属于民间行为，不会因为这3亿日元的“协力金”受到影响。
10月26日，“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将专程赴哈尔滨与苏向祥商谈5·15诉讼、9·29诉讼，期间会涉及8·4事件。从1995年起，这个律师团代理了大部分中国人对日索赔诉讼案件，苏向祥与这个日本律师团已经合作了8年之久。
积累宝贵经验
“我不能说8·4事件的诉讼一定能够胜诉，但是9·29诉讼的一审胜诉，为我们赢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对日化武诉讼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东西。所以对这一次即将进行的8·4诉讼，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昨天上午，苏向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说道。“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赴日本的事情，本来计划这个月底去日本。但是由于受害人李贵珍妻子刘爱平的护照还没有办妥，时间要推迟10天左右。”
几天来苏向祥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21日在山东办案，22日赴郑州商谈刘爱平赴日的事情，23日去北京，26日赶回哈尔滨与日本律师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商谈诉讼事宜。既要办案赚钱维持正常生活和对日诉讼经费，又要与各方联络商谈有关事宜，又要为受害人赴日做准备，还要继续搜集中国境内2000多名日本化武受害人的证据，苏向祥感慨分身无术。由于过度疲劳，一向身体健康的苏向祥近日来连续两次流鼻血。
“我们计划把44名受害人全部带去日本现身说法，要让日本民众知道历史的真相。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齐齐哈尔43名受害人的护照办理相对复杂，需要延缓赴日时间，所以我们就选择河南籍受害人李贵珍的妻子刘爱平第一批赴日。”苏向祥在电话中底气十足，“在8·4事件起诉之前，我们要在日本造声势，让日本政府没有还手的机会，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日本是司法至上，我们的人证、物证全都有，剩下的就是要打动法官，而打动法官首先要打动日本民众。这些都是我们在为期长达7年的9·29诉讼中总结的经验。”
50年来从未停止
苏向祥，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律师，黑龙江人，199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律系，看上去憨厚老实，刚毅执著，说话时底气十足。从1995年起，苏一直从事对日化武诉讼代理律师工作，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委员。8年来为数起发生在黑龙江省的日军残留化武伤人事件的62名受害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先后在1996年12月、1997年6月两次将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
苏向祥介绍道：“1995年联合国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公约里面中国政府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别的国家遗弃在被遗弃国的化学武器要在十年内销毁，销毁过程中涉及技术、资金、环保方案等等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是1999年达成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备忘录。进展相当缓慢，今年4月份两国政府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有关技术、资金、环保、建厂房的实质性协议。目前日本政府拨款300多亿日元，在中国吉林敦化、哈尔巴列修建化学武器无害化处理的工厂。现在只是往山上修公路，可以说只是开始，2007年完成是不可能的。
日本政府有所作为，花了300多亿日元，专门用于修公路、建工厂。但是进展很慢，我们敦促它，无论民间诉讼还是政府，督促日本积极主动、全方位履行。”
一份来自日本的历史资料记载：1927年日本陆军在日本大九野岛生产了七千多吨类似于8·4事件挖出来的化学武器，有三千多吨运送到中国。战败之际，为掩盖罪证，日军将200万件化学武器丢弃江河、深埋土壤。迄今，18个省市发现罪证，东北三省占绝大部分。仅在吉林省就有约180万件，散落在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约有20万件，当年侵华日军足迹所到之处，均有化学武器遗留(据日本政府的调查资料显示，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化武有70万件)。战后50多年，已经造成2000多起伤人事件。
承认历史才是朋友
“中日之间遗留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民间赔偿问题，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而且完全可以由民间力量主导解决。实事求是说，中国民间的声音会影响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民间力量完全应当在法律框架内理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苏向祥这样说道。
针对中国受害人的对日化武诉讼，日本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起诉时效限制、中日联合声明、国家无答责、个人是否有权起诉国家等等，为了维护受害人的权利，为了敦促日本政府能够履行在2007年前彻底销毁遗留在华的全部化学武器的承诺，更为了两国人民能够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友谊，以苏向祥为首的中国律师与日本律师团一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对日化武诉讼之路。
“我们要让日本政府有一个清醒、正确的历史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正确的历史认识才能发展全面的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友谊，没有正确的历史认识的友好友谊实际是危机四伏的。”苏向祥说，“我们认为这个诉讼不仅仅是救助中国的受害者，更是救助日本这个民族。这个诉讼是贡献于全人类的诉讼，贡献于人类未来和平的诉讼。以公平正义的理念评判它，太小看这个诉讼。”
7年等来的胜诉
年轻的苏向祥之所以会关注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人事件，是因为8年前发生的一起案子。1995年8月，在离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不远的双城市周家镇，发生了侵华日军遗留炮弹爆炸事件，刘远国身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地方被炮弹爆炸后烧伤，双腿和一只胳膊被炸飞了，惨状令人不忍目睹。3天后，刘远国撇下了两个辍学的孩子和抢救时欠下的7万元债务，含恨离开了人世。
1995年9月3日，苏向祥开始正式进入日军化武伤人事件实质性调查取证。拍摄有关照片，包括爆炸现场、受害人被炸后的惨状和救治的照片，复制病历、诊断书，到现场捡回弹片，受害人被炸断的腿上的鞋子和染血的裤子碎片等等，都完整地记录下来，还搜集了当地媒体的一些文字和影像报道资料。为防止日本政府否认事实，苏向祥必须掌握历史背景资料。他从双城县县志查到：该处是当年日军的武器弹药库。
经过两天的调查，9月6日，苏向祥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去传真，要求日本政府对此次爆炸事件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予以道歉、赔偿；同时提出：为有效地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日本政府应当有所行动。
经过三个多月的等待，苏向祥终于收到了日本大使馆给他的回复，说中国政府已经放弃战争诉讼，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这促使苏向祥更加关注日本侵华战争的赔偿问题。他发现：虽然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诉讼，但民间并未放弃，如慰安妇、中国劳工等诉讼案，都已进入司法程序。而且他还发现日本有一群具有正义感的律师，正在帮助中国的受害者。于是1996年3月，他通过日本媒体与这些日本律师取得了联系，并在对方的资助下，开始了第一次对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全面调查。
1996年12月，苏向祥代表13名日本化武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我国第一批对日化武诉讼的受害人。为了一个公正的判决，他们等待了7年。2002年，刘远国的遗女26岁的刘敏在法庭上抱着父亲的遗像陈述了父亲的不幸遭遇。她的陈述打动了法官片山良广。2003年9月29日，这位法官在法庭上宣布法院支持13位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日本政府赔偿每位原告2000万日元。
“听到胜诉的消息后我整晚没有睡觉，有人问我有没有哭，我曾经说过我把眼泪留在胜利的那一天，可是9月29日那天我没哭，而是流了鼻血，是喜庆的血。”苏向祥说道，“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释放和轻松。就像一个人被长时间绑在一个地方，突然被释放了，顿时轻松了很多。我们觉得这个压力不仅仅来自日本政府，不仅仅来自于日本法官是否公正判决，还来自于受害人的理解。那种冷嘲热讽，那种不理解，那种讽刺挖苦，你必须全部接纳。”
苏向祥本来在哈尔滨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向祥律师事务所，由于没有时间经营，今年注销了。一直在全国各地跑，收入也减少了。不但影响家庭收入，还要垫付很多费用，到现在为止垫付了30多万人民币，目前买房子贷款，一个月还要还贷两千多块钱。
“民间对日诉讼这个工作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刚开始没有那么高的境界，那么爱国。”苏向祥坦白说道，“我的办案收入只够维持生活和办案费用，收入不好的话也做不了这件事情。我想8·4事件之前这样可以接受，8·4事件之后对中国人也是一次拷问，我们不是说中国律师垫付不起这个钱，一个人的孤独诉讼是中国人的悲哀，为什么不能争取广大律师、广大民众来关注这件事情呢？关注的方式很多，对我们的行动予以认可也很重要。目前，和我共同做这件事情的中国律师只有哈尔滨北辰律师事务所的罗丽娟律师。在8·4事件诉讼中我和罗丽娟共同作为代理人。罗丽娟正忙着搜集日本化武受害人的证据。我们真心希望能有不为名利、真心诚意的中国律师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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