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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
10月16日，是我们中华民族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日子。39年前的这一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声东方巨响使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挺直了脊梁；39年后的今天，我国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遨游太空14圈后安全返回地面，中华民族实现了千年飞天梦想。回顾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奋斗历程，我心潮激荡,感慨万千。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我们的论证汇报后，讨论了一个上午。一致认为，搞载人航天意义重大。江泽民同志说，今天就作个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要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把载人航天搞上去。
从那时起，我就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总体上分为7大系统。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按照前苏联及美国人所走过的路从头走起，还是瞄准当时的先进水平跨越赶超？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我们要力争一步到位。中国的飞船一上天，就要和国外搞了40年的飞船比翼齐飞，不相上下。
我们把赶超目标瞄准当时俄罗斯的“联盟—TM”号，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经过两次改型的第三代飞船。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自主创新，跨越发展，一起步就搞了3个舱段：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设计了更先进、更完善的逃逸和救生系统。即便发生意外，也能让航天员安全回来，那是我们的国宝啊！
要跨越发展，就不能墨守成规，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前几次发射无人飞船，没有进行动物试验。这是因为到2002年8月，世界各国的航天员已经有906人次上过天了，我们没有必要跟在人家后面走“猴子变人”的漫长试验过程。但是，人家的飞船能上人，不等于我们的飞船也能让中国的航天员平安返回。为此，我们搞了个“拟人代谢装置”，能像人一样呼吸，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我们利用无人飞船连续试验了几次，证明我们的飞船完全可以达到供氧要求和其它生存条件。
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胜利归来时，与他一块儿上天的轨道舱还在太空继续运行。它如同一颗卫星，还在对地观测，继续做空间科学实验。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我们还可以用它搞太空交会对接。国外进行空间交会对接试验时，每次必须连续发射两艘飞船，一艘上去后，紧接着再发射一艘上去和它对接，而我们中国飞船的轨道舱可长期留轨运行，等待着与下一艘飞船对接。这样我们做一次对接试验只需发射一艘飞船，每次就省下一枚火箭和一艘飞船，还可少建一个发射工位。我们不就省钱了吗？发射一次就是好几个亿啊！俄罗斯飞控中心的技术主任巴丘卡耶夫听说后感叹：“都说中国人聪明，真是名不虚传啊！”
2001年4月，我到俄罗斯参加加加林上天40周年庆祝活动时，回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接受荣誉博士称号和杰出毕业生金质奖章。在这个仪式上我应邀介绍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特点。我刚讲完，我当年的老师、联盟号飞船当年的总设计师米申院士就大声说：“你们都听到了吧，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我国搞载人航天工程，始终把航天员安全放在第一位。为此，我们大力提倡并要求全体研制队伍一定要强化载人意识。什么是载人意识？就是可靠第一、安全至上！经过科技人员刻苦攻关，我们采取的安全措施比世界其它载人航天器更周全、更完善。发射飞船的“长征”二号F型火箭可靠性达到0.97，而安全性达到了0.997。我与全体航天员座谈时说：“你们放心，我从中国的第一代运载火箭干起，研制了好几种火箭。我们现在用的火箭是最好的。而且，这次载人飞行，我们把所有能想到的安全措施都用上了，我们一定会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系统，会同设计师系统一起严把质量关。“神舟”三号飞船运到发射场不久，就发现有一个穿舱插座的一个点不通，拆下这个插座解剖检查后发现，插座设计存在根本性缺陷，是批次性问题。尽管飞船设计时每个信号都采用了双点双线的冗余措施，但是很难保证类似问题不再发生。于是，两位工程副总指挥、飞船总设计师和我一起，专程到生产厂家进行调查研究，认为这个问题不能放过，要重新设计、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产品并全部更换。这个决心可不好下呀！飞船上一共使用了几十个插座，共有一千多个点，如果全部更换，飞船的发射至少要推迟3个多月。为此，指挥部专门向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件事，极大地震动和教育了全体研制队伍。这也是我们真正树立载人意识的转折点。我曾对各系统的总设计师们说过：“第一艘飞船的乘员，应该是我们这些总设计师。我们什么时候敢坐飞船了，才能让航天员坐。”
“神舟”五号发射前，有的记者发现我在观看女足世界杯比赛，感到很吃惊。他们问我，你对飞船放心吗？是真没问题，还是有问题没有发现？我告诉他们，这次我是放心的，不出问题是符合规律的。
航天员返回是载人航天飞行的最后一个环节，而且是航天员罹难最多的阶段。今年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就是在返回时失事的。为了保证航天员安全着陆，工程上马之初，我对原定的主着陆场进行考察后，想提出改址方案。但原方案已经过中央批准，我这个“马后炮”要不要放？我再三考虑，为了对国家负责，对载人航天工程负责，我如实作了汇报，建议改在人烟稀少的内蒙古草原，改小轨道倾角，使主着陆场能够位于飞船下点轨迹的“弧顶”，增加飞船返回主着陆场的机会。这个方案最后得到批准。我又提出将飞船变轨时机由第14圈调整到第5圈，再加上应急轨道的设计，飞船每天都有返回主着陆场的机会。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航天员还可以启动应急程序，驾驶着飞船自主返回。过去我们曾发射过一颗返回式卫星，由于返回程序出错飞走了，过了好几年它才回来。由此我联想到，如果飞船出了这种事，既然飞船上有人，我们就要发挥他的作用。于是，提出为航天员设计手控制动返回程序，让他们自己能控制飞船安全返回的要求。
我们还立足中国国情，研究制定了海上搜救对策。因为飞船发射后很快进入海洋上空，如果出现意外需要救生，我们面对的将是5200公里范围的茫茫太平洋，形容“大海捞针”一点也不过分，我们必须在24小时内把返回舱捞回来，否则航天员有生命危险。美国当初派了3艘航空母舰，21艘舰船和126架飞机，动用了2.6万人；前苏联为了实施海上救生，布置了7艘舰船和110架飞机，动用4500人。我们难以组织这么庞大的搜救力量。怎么办？我们的对策就是利用飞船自身的能力，控制飞船就近飞向预先设定的海上应急搜救圈。这样，定点等候的舰船很快就能找到，减少了搜救力量，提高了时效。这是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世界上绝无仅有。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举国欢腾、群情振奋，这是对我们航天战线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现在我们实现了载人航天“三步走”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实现航天员出舱行走、进行空间交会对接、建设空间实验室，第三步还要建造空间站。我们将继续开拓进取，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为开发太空资源、造福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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