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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各方面因素，我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是，从区域的角度看，一个地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前，许多地区都在研究和部署实现这一宏观奋斗目标的工作，作为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之一，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尽力防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大的行为偏差。其中，特别要注意三点：一是要警惕各个地方政府单纯以GDP增长为导向来设计当地小康目标及其“达标”方案。二是要预防“东西南北中”各个地区不考虑基础和条件以及特色，一律按人均GDP翻两番来部署各方面“达标”任务。三是要避免从省到县市，每一级地方政府都来简单地复制“达标”计划或者规划。
所以，我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过程中充满了区域特色。为此，就东西发展差距和南北增长潜力这两个方面的变化趋势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东西部发展的结构性差距将继续扩大
由于东西两地在自然地理条件、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惯性等方面的差距太大，即使20年后，这类实质性差距也可能很难发生重大逆转。初步预测20年间，东西部发展的结构性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1、经济结构高度化方面的差距将明显存在，经济结构合理化程度方面的地区差异将不再突出。
预测20年后经济结构高度化方面的地区差距，可能最突出地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一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结构中的现代服务业比重和城乡经济结构中的城市经济比重这三个方面。
根据目前的人口发展及其流动趋势预测，在今后15到20年间，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将由于城镇密集区的迅速扩张，会加快形成若干由特大型和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共同构成的相互配套发展的网络型城镇体系。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和山东半岛、辽中南、闽东南这六大城镇密集区的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1—1.4个百分点。而同期西部地区，除了一些省会城市和四川盆地、关中地区两个城镇密集区有可能取得较快的城市化增长速度外，其它大部分地区受到淡水和土地资源供给约束、工业产业发展规模及其水平限制、城乡居民可支付消费能力不足等因素的综合制约，其城镇化率若能达到0.7—0.8个百分点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到2020年，东西两地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结构性差距可能是在城镇化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经济结构上面。
2、经济增长质量继续保持显著的地区差异，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仍然明显。
基于目前的发展趋势，在东部的几个大都市群内将会继续加快完成三个重要要素的集中过程，即一批代表着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方向的新型产业相对集中、一批国际性高级人才相对集中和一批市场化信息情报处理机构相对集中。显然，这些内生型要素资源的区域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同期，虽然在西部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等)也将会出现上述要素的集中过程，但是，从集中的规模、结构优化度和总体集中速度进行对比，则要比东部地区相差甚远。比如，东部地区2000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额要占到全国的近70%，是西部的3.8倍，这种由于研发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必然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高技术贡献率方面的差距继续扩大，进而再继续直接影响两地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继续扩大，在10—20年间明显缩小这个差距是非常不现实的想法。
3、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区间差距呈现出总体扩大、部分缩小的趋势。
到2020年，也许我们不再频繁地讨论“贫困”这两个字。这是因为那时即使是我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也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并且实现了我国第一阶段的小康目标(即按2000年汇率人均800—1000美元标准)。
如若进行定性预测，大体上可以认为两地居民生活质量差距继续扩大的领域，将会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城乡居民享受现代文明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异。如涉及“行”的有现代城市交通设施和控制系统，涉及“娱”的有出境旅游和探险旅游、康体及其医疗保健、家庭多媒体娱乐、一流的多样化文化艺术欣赏等，涉及“用”的有私人轿车，高档家具和电器用品。但是，在吃、穿、住方面的地区差距可能将出现缩小的趋势，特别是恩格尔系数上的差距将可能由于西部地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明显缩小。
第二个判断：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增长差距将趋于缩小
对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进行概念界定，即将人均收入增长差距和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这两个不同的范畴进行一下界定。前者是指趋势性差距，其扩大或者缩小属于相对概念。后者是指时点性差距，其扩大和缩小则是绝对概念。例如，若将2001年数值与1997年相比(现价)，东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33%和16%，西部则分别为32%和14%，两地的相对差距分别仅仅扩大了1和2个百分点，显示出东西之间在人均收入增长上的相对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是同期，若将两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在1997年到2001年之间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则显示出绝对差距扩大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东西两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相差1885元扩大到255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由相差1478元扩大到1727元，又分别增加了600多元和200多元。
1、随着国家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建立以及相应政策措施的实施，从区域的角度看，最大获益者可能是西部地区。
这是因为，实行这一制度将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结构要调整为追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使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贫困地区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中央财政支出方向的调整，相对降低了东西两地城乡居民在人均享受公共福利水平上的差距，促使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变相增长。
2、西部开发前十年打基础时投入的巨额资金将逐步进入投资回报期，从而使得西部开发的富民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本世纪前十年，西部大开发的资金投入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一般来讲，这些投入从建设到基本形成能力进而产生后发效应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同时由于在这些领域高达上万亿的投入将会极大地改变西部许多地区的发展条件，从而诱导、刺激和拉动大批关联产业和产品开始加快发展起来，最终对地方财政增收和当地居民增收的直接贡献将会明显增长。
3、人口流动将更加直接地提高了西部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主要由于西部的自然环境限制和东部大都市化加剧所增加的就业机会，西部青年人口继续保持向东流动的大趋势，并且其流动规模也将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第一，一部分外出人口中的成功者将举家在东中部地区定居下来，这样在计算西部人均收入时由于人口分母相对减少而相对增加了西部当地的人均收入；第二，西部外出打工者中的“淘金者”和“创业者”的比重都将会增加，在从事季节性打工或者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即会“携金带银”返乡创业或者供养家庭，使得西部人均收入与东部的差距趋于缩小。
第三个判断：北方地区增长速度相对快于南方地区所谓南北，是以秦岭和长江为界对北方和南方地区范围做一个界定，即所指北方地区主要包括京津冀晋蒙鲁豫黑吉辽10个省区市，南方地区包括江浙沪粤闽琼及鄂湘赣9省市。
在未来20年中，北方地区将出现重大战略发展机遇，会加快把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发展优势。
1、东北亚区域合作特别是中俄合作趋向理性化、机制化和中日韩经贸合作的推进，将会给北方地区带来较多的国际合作空间。
目前，国际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这是由于当今世界盛行国家安全第一、国家经济利益至上、国际关系实用主义、大国主导地缘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必然结果。因此，多年来一直停留在一般层次、低水平、无主流、不规范状况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也将会顺应潮流发生一些实质性改变。
2、北方许多城市在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经济转型速度加快，规模增大和结构趋优的阶段，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将明显提高。
总体上看，北方地区有四类城市经济结构都不同程度地正在进入一个战略性转型期，10到15年后将会出现明显的突破性进展。
一是北京地区，将基本实现首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其社会经济结构将基本完成向信息化特征非常明显和高技术含量比重居统治地位的转型。其中，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历史性机遇。
二是以天津、青岛、烟台、大连等城市为代表，社会经济结构将基本完成向工业化后期阶段的转型，特别是城市经济与港口经济基本实现一体化，从而使得这些城市不仅仅自身经济结构得到提升和优化，而且还将对整个北方地区物流业发展及其经济振兴发挥重大拉动作用。
三是以沈阳、济南、长春、哈尔滨等省会城市为代表，社会经济结构将基本完成向综合型、轻型化和多功能的转化，在合理发挥省域范围内政治文化中心作用方面将会开创新的局面。
四是以大庆、唐山、淄博、鞍山、吉林、洛阳、包头、盘锦、东营、潍坊、太原、大同、齐齐哈尔等一批资源型城市为代表，将基本完成经济结构向资源开采加工与转型产业相互配套、相互适应的城市经济结构形态转化。
3、北方主要港口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强化，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形成经济规模和效益平台。
由于连接我国“三北地区”的大通道将在近些年内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骨架，通道能力和速度都将明显提高，使得北方港口群所连接的直接经济腹地随之扩大。“三北”地区能源、森林、造纸等资源性工业优势将随着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而加快向经济优势转化，并且也将通过沿海港口向外输出，从而大幅度增加港口货源。
4、影响“三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水资源短缺问题有望缓解，必将极大地释放北部地区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力。
在2010年前后京津冀豫鲁将要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完工的受益地区，不仅仅是新创造出数十万的就业岗位和新投入数千亿的投资，而且由于水资源的净增加将对这些受水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关联效益。随着水价形成机制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化和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到位，水资源产业(包括开发、利用、保护各环节)将可能成为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个判断：南方地区仍然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主要部分
目前，南方地区的国土面积、人口和GDP大体上分别占全国的11.1%、33.5%和48.1%。其中人均GDP大约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3%，比北方地区也高出约1／5。特别不可忽视的是，南方地区的消费水平、引进外资能力和出口实力要明显高于北方地区，这是中国经济日益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据2001年统计资料，南方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和出口总额分别达到4000元人民币，73美元和460美元，比北方地区相应高出21%，167%和247%。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预测性判断，这就是在我国南方将出现两个世界级的特大型都市群，这将既可以在拉动周边2亿左右人口的直接经济，并且作为腹地发挥更加重要的辐射和集聚作用，将在推动沿长江流域和沿珠江—西江流域以及沿京广、京沪和京九铁路的间接经济腹地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大龙头”功能。
根据国际上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城市化水平达到45%—50%以上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其投资效率及其综合竞争实力都将会进入规模型和效益性双快速增长阶段。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这两项指标，都已经达到进入这一阶段所要求的基本标准。2001年，仅仅这两个地区就以占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和约占9%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8%以上的GDP、62%以上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和64%以上的出口额。
根据目前的发展势头，这两个地区将可能在十数年内，基本建成世界级的信息产业及制造业工厂或者“巨型总装车间”和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服务业及其物流体系，它们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地位还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因此，在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现行的以行政区干预经济区的区域经济盲目竞争模式发生重大改变的话，10年内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两个40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型都市群，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加港澳大都市群(这里所指的两个大都市群概念与前述两个三角洲地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后者还要包括现行体制下市所辖的农村地区，故所涉及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要大于两个大都市群)。
新闻背景
“统筹区域发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要求之一。
要统筹区域发展，首先需要加快构建新的经济区划体系，并且合理界定经济区域定位、功能及其发展方向。经济区划工作本来应该是国土面积较大国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过去曾经进行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建国以后，仅仅可以列为国家正式行动的就有，上个世纪50—60年代设立的6大行政区及其以后划分的7大协作区，80年代划分的19片国土开发重点区域以及其后设立的4大经济区划办公室，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划分的7大经济区域等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除了延续了90年代初划分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提法以外，实际上已经基本停滞。因此，对区域经济格局变化趋势的理性判断，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所长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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