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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眼里，来自成都的“告状大王”杨立荣无疑是个“刁民”。仅仅因为黄宏在签售图书活动中迟到了五分钟，杨立荣就将小品红星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赔偿各种损失。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是，这件案子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杨立荣因为堵车迟到，该案被法官依照民事诉讼法宣布为撤诉，于是，杨立荣又以“公交车运行不正常”为由，将北京公交总公司告上了法庭。根据本报记者的线索，杨立荣的起诉被丰台区法院正式受理，也就是说，这官司算是打定了。
杨立荣两上公堂，在很多“良民”看来，颇有些荒唐的意味。名人在社会活动中迟到，本来就是家常便饭，这种迟到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派头”，不仅公众对此非常“习惯”，就连记者们也已经熟视无睹了，偏偏杨立荣就不能理解。北京的公共交通让人头疼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由于路况不佳、司售人员的服务意识需要改进、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各方面的原因，公交车甩站、停车不入位等“运行不正常”的现象每天都有发生，北京市民对此虽然啧有烦言，但也顶多是发发牢骚，而杨立荣身为“告状大王”，在交涉无果之后，断然把公交公司告上了法庭，其行为不是“刁蛮”又是什么呢？
从杨立荣自身的角度看，这两桩官司都是“无事生非”，因为打官司的成本很高，而自己的获益很小，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这样的结果，杨立荣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坦率地告诉记者，第二桩官司的胜诉机会很小，但希望能对公交系统“有所触动”，这说明杨立荣不仅有着清醒的理智，而且非常了解我们的“国情”，他之所以热中于打官司，并不是想要通过告状获得个人利益，而是不能“习惯”于各种违背公众利益、违背情理的社会现象。他意识到，以他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如果采用通常的办法，很难对某种“习俗”或“惯例”产生影响，只有借助于法律的尊严，才能收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由是看来，杨立荣打官司不仅不能算滥诉，反而应该被看做机智的“公益行为”，因为他并没有无端浪费个人精力和社会资源，相反，他推动我们这些“明白人”去正视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并且像赤子一样发出疑问：名人就有权利迟到或爽约吗？公共交通就有理由运行不正常吗？从这些简单的问题出发，他催促我们思考个人权利与公众利益的边界，思考政府和公共服务设施到底有多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杨立荣的“刁蛮”不是缘于自私，而是来源于一种自发的公民意识，他的诉讼行为也是公民意识的外在体现。他将要触动的并不只是一个公交系统，他也将叫醒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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