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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房屋拆迁和居民安置为中心的城市拆迁冲突，已直追农民负担、下岗失业问题，成为近年来群众上访的又一大焦点。面对大规模的城市“圈地风”，拆迁户怎样维护自己合法的财产权和生存权？如何能分享到城市开发的成果和社会保障的温暖？当前城市拆迁矛盾冲突的深层根源和实质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期深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作了一次专题调查。
拆迁矛盾急剧增多
据信访部门介绍，城市拆迁问题已成为群众信访反映的焦点之一，特别是非典之后，国家信访局接待的群众集体上访中，反映企业劳保、城市拆迁、征地三类问题的批次和人次占到60%以上。
浙江省政法委调查显示，最近几年来，因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城市规划、城市房屋登记管理等引发的矛盾急剧增多，由此引起的“民告官”案已占到全省行政诉讼案的四分之一。
据国家信访局有关专家分析，目前群众的拆迁之痛，是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和个人住房产权改革出现的阶段性矛盾，引发群众信访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强行拆迁，粗暴对待拆迁户；二是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三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拆迁安置政策失之简单化，没有视居民情况分类处理，造成部分拆迁户因拆致贫，失去了生存基础。
商业拆迁打“公益”幌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假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拆迁”是引发拆迁矛盾的关键，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借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借“旧城(村)改造”之名。
在“公共利益”的拆迁“政策筐”里，“旧城改造”则是另一个无底洞，在一些地方，它成了拆迁户的噩梦。
浙江金华拆迁户告诉记者，在今年计划拆迁的婺江东路北侧，政府部门在公告中说是搞绿化带，以此少补偿，并拒绝市民回迁，因居民多次上访质疑，有关部门最终才公布“小高层”商品楼建设计划。
商业楼享受危改政策
国内各大城市的大规模危房改造多是从10年前开始的，随着房地产市场对外开放及房改的深入，许多人看到，危改不但可行，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危改理所应当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可是，我们却发现，这项为民造福的事业中也存在着一股潜流，一些城市的危改由于拆迁机制的扭曲，无形中把关注的对象从“人”转到了“地”，一些被“授权”拆迁的公司考虑的是如何尽快地把居民搬走，然后尽快把地变成楼，再把楼变成利润。
有些大城市把危改权力下放给基层，形成了开发单位选好一块地，然后由房管部门鉴定危房率，即确定为危改区，并随之立项的状况。由于缺乏必要与有效的监督，好房子也会被“鉴定”为坏房子，开发商只要看中哪里，哪里就成了“危房”。一时间，开发公司纷纷“圈地”，忙于“炒项目”赚钱，其结果是真正急需改造的危房区未能得到改造，而一些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地段则借危改之名进行商业开发。高档写字楼、公寓和商业楼也享受了危改政策，致使大量居民外迁，原有的社区生活几乎一夜之间被终结。
部分居民害怕“危改”
在监督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承包拆迁任务的开发企业滥用权力的现象难以避免。老百姓不搬家，捅你的房顶、堵你大门、动手打人的暴力事件并不鲜闻。
随着一些城市拆迁补偿政策的调整，市民在拆迁安置中付出的经济代价也越来越高，要回迁得花钱买房；要定向安置也得花钱买房，尽管房价被“优惠”了，但仍使低收入者感到“泰山压顶”。被拆迁户不要房，给你钱好了，但由于许多家庭的居住面积小，拿到的补偿款也少，加之房价居高不下，拆迁户拿着钱在市区内也难以买到一套称心的房。
许多居民向记者倾述了他们对故宅的怀念：“不管怎样，我住的那个破房不用花钱，我的孩子上学方便，老人就医方便。按照现在的政策我们只能跑到郊区去住，还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的生活怎么办？”住危房的人说到底都有实际困难，如果家底殷实，恐怕早就把危房淘汰掉了，危房的背后是居民收入水平低，是城市失业与住房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历史问题，若是不把这些事情理清楚，“解危解困”怎能从“根”上解决？
另一方面，旧城平房住宅尽管破旧，但作为低收入家庭在市中心的栖身之所，又具有特殊的价值。旧城危改面对的是许多在那里居住了一辈子、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在下降的老年人，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只能承受低租金住宅。市中心区又有较多简单劳动的就业机会，是不少居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进行大规模改造，简单地外迁居民，将使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难以为继，也违背了政府危改的初衷。
“因拆致贫”不容忽视
总体看来，城市拆迁改善了城市环境和市民的居住条件，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拆迁户之所以不满意，“因拆致贫”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大多数拆迁居民被安置到城郊，导致生存成本大增，除了购买住房和家用物品外，谋生手段往往也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等都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没有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量外迁居民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住条件，但工作与生活面临极大压力，部分人难以承受居住与就业地点之间的长途奔波，甚至陷入新的贫困。一些居民把这样的拆迁称为“第二次插队”，他们说，本希望通过拆迁实现“安居乐业”，没想到却成了“艰苦创业”。
据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孝陵卫法庭庭长朱纪国介绍，拆迁户大都集中在老城区，这里失业下岗人员集中，拆迁工作应在“保障两个基本”的框架下实施，即保障拆迁户的基本居住条件，保障拆迁户今后的基本生活来源。有关专家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城市居民的房产往往是一个家庭的命脉，承载着太多的东西，一座房子被强拆，很容易引发“家庭地震”和社会冲突。因此，城市拆迁本身不仅仅是拆房子，应是一个包括拆迁、补偿、房产、土地、建管、街道、社保等多方面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单项突进必然引发矛盾，配套联动才是首善之选。
居民呼吁：自己动手“危改”
现在，旧城改造采用的是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方式，建设成本巨大，大量外迁居民难以避免。
“让老百姓自己动手修缮房屋，是危房改造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最有效也是最靠得住的办法！”两院院士、城市规划学家周干峙认为。与学者的呼吁相对应的是，一些城市的居民表达了自建家园的强烈愿望，在记者调查的一些危改区，有居民联名要求政府批准他们自我改善住宅，他们说：“与其让开发商来拆迁，让我们掏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让我们用这些钱来修好自己的家呢？”
专家建议：还拆迁户话语权
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朱芒告诉记者，在商业拆迁中，政府拆、政府判难以保证拆迁户的权利，政府代理开发公司的拆迁实质上是不恰当地介入市场的行为，而一旦介入，政府难免倾向地区投资商而侵犯原住居民的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费安玲教授说，所谓社会公益性是来源于公众的利益，应直接造福于民众，而不是首先造福于商人，而千方百计“绕道”公共利益谋取商业利益无异于犯罪。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钱明星等专家建议，应尽快梳理和调整各地制定的拆迁条例与宪法、立法法和各项基本法的法律关系，消除“规大于法”和“法规打架”的现象。
一些专家还指出，飞机票、火车票价格已实行听证，拆迁补偿价格问题比它们影响大得多，建议拆迁项目补偿价格要经过听证会论证，还被拆迁户参与权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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