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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在公开以同性恋者的身份，为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讲授《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门选修课之前，智同(化名)拿出了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之前，他对自己的这一身份守口如瓶。“我害怕给人用像看怪物一样的目光来看，尤其痛恨猎奇的目光。”他说。
但智同还是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
11月7日晚，复旦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室里，座无虚席。智同首次以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走上了讲台。面对台下众多疑虑和挑剔的眼光，他坦诚地说道：“对于医学院的学生们来说，解剖实践是很重要的。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愿意做你们的一个活标本。”
令智同动容的是，话音刚落，台下学生即用他们的掌声，传达了对他的勇气、责任心的理解和赞赏。
智同只是千千万万同性恋者中的一员。除了性取向不同，他们与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并无二致。
长期以来，同性恋者一直游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被由偏见和习俗伦理组成的坚冰重重围困。但当坚冰渐渐消融，同性恋者也便渐渐走出冬季。
复旦的苦心
《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是复旦大学本学期为研究生新设的一门课程。这在中国高校中，史无前例。而这门课，据传也成为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向校党委书记征询报批意见的课。
最先构思在大学里开设这门研究课程的，是“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杜聪。
“我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亲身感受到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来自于误解和无知，而目前还没有哪家大学以同性恋本身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今年春天，我遇到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老师，和他提起此事，他也非常感兴趣。”杜聪说。
研究生院对此态度谨慎，并专门向各方征求意见。校内也颇有争议。适时，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邱晓露副教授对其他老师说：“同性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开设这门课，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帮助同学们去正视它。应该开。”最终，赞成的意见成了主流力量。
周磊明是当时选修这门课的唯一一名学生。但经过众人口传和网络，10月22日晚当李银河教授为学生授课时，旁听者却挤满了整个教室。晚上6时开始的讲座，下午4时就已有学生去抢座位。
促成此事的高燕宁教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他所做的工作：“我只是在传统公共卫生的墙上凿了一个洞，让社会科学之光射进来。”
学生们的反应使高燕宁深信，他的努力并未白费。
一位叫张洁的学生课后给智同写信说：“通过和您的交流，使我对gay(指男同性恋者)人群的认识又进了一层。同性恋者是弱势人群，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关注。我非常愿意为你们做一些事情。”
而用复旦学生周晓伟的话来说，这种力量必会象“波浪一样延伸开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和宽容。”杜聪不无欣慰。
面具背后的弱势群体
尽管在复旦大学表态愿作“活标本”，但智同也并非没有顾虑。
主持人在作介绍时特意强调不要拍照：“这可能会给智同先生带来生存危机”。
智同的尴尬，几乎也是所有同性恋者遇到的难题。
谁也不知道上海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我们是人群中的少数，但只要我们每个人举起手，那将是一片森林！”一位同性恋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存在。
据科学调查，同性恋者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3-5%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左右的同性恋者。
但由于社会上的误解和固有的偏见，这片“森林”，仍然深深地躲在各自的面具之下。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步步小心，生怕暴露了身份。
“圈里很多同性恋者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被迫结婚了，这对对方是不公平的，同性恋者自己也很痛苦。”一位同性恋者说。
敲诈同性恋者事件也时有发生。
10月底，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了一项专门敲诈同性恋的案件：3名无业男子摸准了同性恋者害怕曝光的心理，通过互联网诱出同性恋者，再行抢劫或敲诈。两年中，被抢劫、敲诈者多达69人，涉案金额超过27万元。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张北川教授四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跟踪调查，得出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罚款等)，31%的同性恋者受到来自同性恋者的伤害。
最令同性恋者感到无奈和无助的是，由于AIDS在同性恋者中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同性恋者与AIDS划上了等号。
AIDS阴影
AIDS令人闻之色变。
在同性恋者眼里，AIDS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击的敌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性取向不同与AIDS完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同性恋者如今已然成为感染AIDS的高危人群。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副主任医师童传良介绍说，同性性活动大多因为一些客观原因采取地下的方式，而且同性伴侣关系的不稳定也导致同性恋者性伙伴更换频繁，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正是这一原因，增加了AIDS在这一群体中流行的可能性。
据了解，截至2001年底，加拿大共发现18026宗AIDS，其中77.9%的男性患者都是同性恋者；在美国，73%的AIDS病人是同性或双性恋的男性。
而在中国，根据张北川针对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7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恋者感染AIDS病毒，感染率分别为4.9%和5.5%。
卫生界和学界自不会置身事外，坐视AIDS的肆虐。1997年，“北京同志热线”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完全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干预小组，涉及心理健康和AIDS防治等方面。青岛、哈尔滨、大连、西安等城市，也纷纷设立了同性恋热线。
今年4月26日，上海第一条同性恋热线———“上海市同心热线”正式开通。在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志愿者们张贴了同心热线的宗旨，其中写着：“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和普及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识”。
20岁的同性恋者rager承担着一项繁重的工作，即到同性恋群体聚集的地方做性安全的宣传工作，派发安全套、性安全知识手册等。
不过，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对“同性恋跟AIDS是近邻”的说法进行了辟谣：“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的结论，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有关机构调查的结果。在中国，还没有详细资料证明这个说法。”
正面亮相的同性恋者
29岁的上海律师周丹，被圈内人称为英雄———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真实姓名公开亮相的同性恋者。
有同性恋者不无悲观地说，第一个站出来的一定会成为牺牲品。因为谁也不知道公开亮相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周丹用“一场家庭大地震”来形容家人偶然发现他身份后的反应。在多次沟通后，周丹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但他仍然倍感内疚。“即便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他们也担心邻居和同事的朋友会对他们造成压力。”周丹说。
让周丹高兴的是，当他向同事公开身份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惊讶和不理解。
“如果没有同性恋者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就在你身边，那么大家对同性恋者也无从了解。”他说。
与周丹抱着同样心理的，不乏其人。
杜聪是首位获“2003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同性恋者。“个人性取向没有成为我得奖的障碍，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对同性恋者越来越宽容了。”杜聪说。
青岛医科大学教授秦士德，是另一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知名人士。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以专业人士身份和志愿者身份参与了工作。“上海市同心热线”的50多名志愿者，大多是同性恋者。每天晚上，他们会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为更多苦恼中的同性恋者答疑解惑———在面对同性恋群体和同伴教育方面，他们往往具有异性恋者和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个志愿者说，一个因为父母逼婚而想自杀的同性恋者，就是因为打进同心热线得到宽慰，才在最后打消了自杀念头，并决定去做父母工作，让他们接受事实。
但据周丹介绍，事实上，目前为同性恋者做事的，更多的还是来自异性恋者的努力。
媒体关于同性恋的正面声音也越来越多：今年8月，性取向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国首部女同性爱电影《今年夏天》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李银河在新浪网等处鼓励同性恋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童传良希望社会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一样的平等权益，“我们应该理解同性恋这种情感和生活方式，消除偏见，给予他们尊重。”
“不再简单地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病态心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李银河说。
“左撇子”之梦
在大多数人用右手的社会里，左撇子是少数派。过去，人们曾经认为左撇子有悖常理，应该加以惩罚和矫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对左撇子的偏见逐步消除，左撇子们取得了与绝大多数习惯用右手的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曾经在左撇子身上出现的经历，如今，也同样发生在同性恋者身上。
他们所希望的，同样也是这个平等的权利。
周丹说，丹麦、荷兰等北欧国家对同性恋者非常宽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台了《同性恋伴侣法》，这相当于《婚姻法》。
而在中国，这一历程显然更费时日。1997年，中国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但这比美国晚了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
虽有许多同性恋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争取自己权益，但只占3-5%的同性恋群体发出的呼声依然微弱。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同性伴侣在福利待遇、遗产继承与子女监护方面，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李银河说，她曾多次向人大代表提出允许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的议案，均未得到应有的响应。而同性恋不许结婚的判定，却借着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制定得到强调。
但李银河并不气馁。她曾在一次民间研讨会上生动地比喻：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假如我们希望开一扇窗，用常规的做法也许根本没人理你，但假如我们嚷嚷要掀翻屋顶，有关方面就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开窗要求。法律和权益也是这样，需要努力争取，并讲究策略。
虽然很难断言同性结婚在中国何时能够合法，但中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将是必然的、是大势所趋，张北川如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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