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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百岁生日。
巴金的百年生活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百年，他的生活充满了血和泪，充满了起伏跌宕，完全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遭遇和最好写照。
在巴金的心中，装着许多让他怀念的亲人和朋友，在这些人里他最为思念的是与他朝夕相伴了近三十个春秋的妻子萧珊。
一
萧珊的原名叫陈蕴珍，1920年出生于浙江的宁波。她比巴金小16岁，中学时代在上海度过。萧珊思想激进活跃，喜欢读中外文学作品，一直是学校学生会里的积极分子，在认识巴金前，曾经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萧珊回宁波几个月后又来到上海，这次她又考进了历史悠久的上海爱国女中，凭着自己的才华她很快得到了老师的赏识。
萧珊也像许多年轻人那样喜欢巴金的作品，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常常使她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情感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她真想见见这个让她如此崇拜的大作家，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写出这些震撼人心的作品的。萧珊是抱着冒昧的态度给大作家巴金写的第一封信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能真的收到巴金的回信，一个大作家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学生的回信。
巴金和萧珊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地点是上海的新雅饭店。那天中学生萧珊惊讶地发现，心中崇拜的大作家和偶像原来是一个个头不高，满口四川腔，说话频率很快，又不善言辞的中年人。而巴金也发觉，这个给他写信的大胆的诚恳热情的小姑娘，不仅纯洁可爱，而且有着一双可以透彻心灵的美丽大眼睛。
巴金和萧珊的通信是在平等相敬的前提下进行的。巴金就像成熟的朋友和兄长一样对待这个闯入了他生活的“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萧珊在信中说巴金给了她生活的勇气和战斗的力量，巴金则称她的勇气和力量是社会磨练出来的，而他只不过是个“过着平凡生活的软弱的人”。萧珊受到“一二·九”运动的鼓舞，给巴金写信：“我抛弃了个人主义的孤立状态而走向集体的生活中。我爱群众，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是的，我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和青春献给他们。”巴金从萧珊给他的一封封信中感觉到这个陌生的女孩渐渐地成熟起来了，他激动地在给萧珊的信中说道：“你看，现在是你给了我勇气……那么让我来感谢你吧。”
晚年巴金在怀念萧珊时感慨地说：“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年、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
坦诚的交往，相互的信任，彼此的鼓励使萧珊这位读者最终走进了巴金的生活。同样，作为读者可信赖的作家，巴金也成了萧珊生命中的一半。数十年里，萧珊始终是巴金最忠实的读者，在萧珊的书柜里一直珍藏着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文集》，这十四卷书的每一本的扉页上都有巴金的“送给萧珊”的工整字迹。当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成立后，巴金把这套签赠妻子的《巴金文集》连同其他一大批珍贵的书籍文物都捐赠给了现代文学馆。
1937年，“八一三”的战火烧到了黄浦江边，愤怒的上海滩沉浸在抗日救亡的热浪中。那天，巴金约萧珊来到黄浦江边，两人并肩而立，久久地凝望着对岸炮弹爆炸后燃起的熊熊大火，心中充满了悲愤。他们商定要用各自的行动来支持和投身抗战洪流。回去后，萧珊参加了青年救护团，她和同学们一起勇敢地到战地医院当护士，没日没夜地抢救前方送下来的伤员。巴金则以笔为枪写文章编抗战刊物支持上海的将士们抗击日寇。这段血与火的日子，对巴金和萧珊都是难忘的。
巴金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抗战三部曲之一的《火》中，小说里那位个性鲜明的女主人公冯文淑，就是以年轻美丽纯真的萧珊为人物原型的。《火》第一部第二章里冯文淑在战地医院工作的情节，取材于萧珊当年以慧珠为笔名发表的小说《在伤兵医院里》，而这篇小说又是取材于萧珊的亲身经历。
高中毕业后，萧珊提出要跟巴金一道为抗日工作，做一名战士！巴金同意了。
抗日战争爆发的最初两年，萧珊跟着巴金过着颠簸奔忙的生活，吃了不少的苦。他们到过武汉，又去了广州，走到哪儿，哪儿都充满着战争的火药味儿，走到哪儿，哪儿都激荡着抗日救亡的民族激情。1938年9月，日军进攻广东，从大亚湾登陆后直逼广州。国民党当局决定放弃广州。直到10月20日，巴金和萧珊才和几个朋友一道在炮声中匆匆撤退出城，他们想去当时文化人聚集的桂林。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广州。
在辗转去桂林的路上，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到处是焚毁的房舍，到处是敌机的轰炸，到处是横陈的尸骨。巴金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汇成了一本《旅途通讯》，第二年出版时，他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话：“献给L·P。在我疑惑不安的日子里，这个朋友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这部书是献给萧珊和同行者及所有朋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是朋友们给了巴金勇气和力量……
抗战八年，巴金和萧珊的恋爱却谈了不止八年，直到1944年的春天，两人才决定结婚。此时巴金已经40岁了，而萧珊也有27岁。
二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像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使得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猝不及防。
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上，巴金和萧珊也没有幸免。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被一下子从浪尖打到了谷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莫须有的罪名，恐吓抄家，红卫兵的铜头皮带，一夜之间两个善良人成了罪人、贱民、牛鬼蛇神。日子真的难过极了。对于强加给巴金的罪名，萧珊怎么也想不通，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师长、朋友和伴侣了，她坚信，李先生是好人！她在给老朋友的孩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坏人。”
那时候，红卫兵常来抄家，每次，身体柔弱的萧珊总是勇敢地站在前面，竭尽全力地保护着家中的其他人，她已经完全顾不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上遭受的煎熬与摧残，只想不顾一切地保护巴金，使他能够挺过去。
白天，巴金经常被揪斗。每逢夜晚来临，巴金拖着受尽屈辱的身躯疲惫地跨进家门，一看到妻子萧珊关切抚慰的目光，白天的一切磨难顷刻去了大半。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一个了解他、爱护他、给他以生命活力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爱妻萧珊。在这方小天地里，他还可以尽情地倾吐内心的一切委屈、苦闷和悲愤，这对于一个几乎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巴金是这样回忆那段非人的岁月的：
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将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就是胜利”，这是从一颗温柔而又无比坚强的心中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这是真正的同生死共患难啊！
有一段时间，巴金每天要去作协的“牛棚”接受改造，萧珊每天天不亮就要送他出门，她陪着巴金走到公共汽车站。车来了，上车的人多，很挤，巴金挤不动，萧珊就用纤细的双手和双肩用力地推着巴金微驼的后背，使尽全力将他拥进车门，竭力防止他摔下来。她是在用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心力支撑着不使他倒下来！在那个不寻常的年代里，一个善良纯洁的女性做出这样超乎寻常的一切，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
萧珊终于还是被压垮了。
巴金得知妻子萧珊患了癌症的消息时，正在“五七干校”过着半强制劳动生活。干校在海边，海风在漫长的夜里肆虐地摇撼着茅草屋，惦念着病妻的巴金整夜无法入睡。没有几天时间他就明显地消瘦了，在精神煎熬中的巴金几次申请请假回上海照顾病中的妻子，都遭到上面的拒绝。直到夏天萧珊的病很重了，他才得到“恩准”赶回妻子的身边。
巴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萧珊就住院了。他回忆萧珊离家住院前的情景：“她穿好衣服等待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见这里的一切。我送她走，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再也没有其他的语言能更好地表现此时此刻巴金和萧珊心中的酸甜苦辣了。而此时萧珊想的最多的还是巴金的事，她听别人说，“老巴”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
萧珊住进了上海的中山医院的肝癌病房后，巴金每天都要在萧珊的病床边待上大半天，萧珊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有时两人轻轻地、短短地说上几句话，更多的时间只是长久地默默地对视着。巴金后来回忆说：“这是1966年8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在“文革”之初，巴金曾经说过，想以自己的“十四卷邪书”(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巴金文集》)为代价来换取和萧珊在一起的一个宁静的夜晚，但是终不能实现。现在，萧珊却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半个月和巴金在一起的、最后的短暂平静又充满了痛苦和幸福的时光。萧珊真的舍不得离开巴金，临进手术室前，她恋恋不舍地拉着巴金的手说：“这下我们要分别了。”
手术后的第五天，萧珊悄悄地去了。她离去时巴金刚好不在医院，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得了肝炎，那天上午，防疫站要到家里消毒，萧珊的表妹临时接替巴金和孩子到医院守护萧珊。中午，巴金在家里刚刚端起饭碗就接到了医院的报丧电话。巴金立刻赶到医院，走进病房已是人去床空。萧珊已被白布包裹着送进了太平间。巴金再也见不到萧珊的面容了，他只能弯下腰，用手轻轻地拍拍人形的白布包裹哭唤着萧珊的名字。
萧珊的告别仪式是在龙华火葬场举行的。没有朋友，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少数亲友和女儿的几个同学参加。在一片伤心的哭声中，痛苦的巴金在爱妻的遗体前照了相。他在想：这可是最后一次合影了。
巴金永远忘不了萧珊那双明亮美丽的大眼睛，他觉得那双熟悉的眼睛始终在注视着他。他一直想写一部描写知识分子坎坷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美丽的眼睛》。那双眼睛，就是巴金心中永远明亮q的那双眼睛。
摘自《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刘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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