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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热的早晨,走过文缘村。很想进去问候徐开垒先生,生怕时间太早,又或许他正陪伴行走不便的夫人外出透空气,只好回家后给他打电话,不料却引出个意外来。
原来开垒先生并未因暑热而停笔,他不但在这个酷暑中补写了《巴金传》最近十年的篇章,而且还因此而恢复了凌晨起床写作的习惯。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交织着敬佩与牵挂。敬佩的是老作家的责任感和执著精神,牵挂的是毕竟他已年在遐龄。
开垒先生幼时就有半夜起床背书的习惯,后来发展成为经常性的凌晨读书写稿。我直接知道这一情况,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住在控江路的时候,那是他来上海后的第十个住处。总共二十多平方米,两个房间,他们夫妇和逐渐长成大姑娘小伙子的4个孩子,一家六口,拥挤可知。当时就听他性格爽直的夫人,不无埋怨又饱含爱惜地诉说,老徐总是后半夜两三点钟就悄悄起床,写稿至四五点钟,再困一觉后去上班,这成了常规。而开垒先生自己则解嘲地说,这是他一天24小时头脑最清醒、精神最饱满的时候。想象得出,正是在夜的寂静里,伴着家人们均匀的呼吸声,他文思泉涌,绵绵不绝,那《新安江灯火》、《幽林里的琴声》、《忆念中的欢聚》、《山城雾》、《追怀沈尹默先生》、《访冰心老人》、《庐山风景》等许多名篇,就是在那种环境和氛围里,为读者捧献出来的心血之作。
后来,他搬家到了文缘村。在迁居前,他给故乡《宁波文艺》撰文说,这次搬家也许正是自己老年生活的开始,“但是我要对我的乡亲们说:我并没有休息,我还在工作……”他不会食言,果然,在一忽又过去的20年中,他潜心文学创作,为文艺大地献撒了更多的珠玑。
原以为住房改善,儿女远走高飞,逐渐进入高龄的开垒先生,不会再像早先那样“战斗在黎明前”了。想不到今年夏天又领受特别任务,出版社要在11月巴金先生百岁大寿时,重印出版全卷《巴金传》,商请作者增补传主最近10年的章节。特别的任务来得特别的急迫,恰恰又遇上这个特热的天气。白天热浪尤甚,不易静下心来,他只好重走老路,凌晨二时,一觉醒来,悄悄起床,走出自己的卧室,听一听北屋里夫人的酣睡声,随后进入东边的书房,去打开文字的闸门。如此与高温同步,连续半月有余。
我的牵挂被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减去了一些。还是那种质朴平和的语调,带着交稿后心中的释然,笑言写作有利于健脑和推迟衰老的道理。在他来说是宽慰我不要为他担忧,在我来看这无疑也是对自己的策励,他似乎总能这样在不经意中给人以教益。他还谈及了他作为作家关注着的若干话题,娓娓道来,不显倦意,仿佛又在告诉你:我没有休息,我还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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