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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虚岁计算，1904年到2003年，巴金可算是百岁了。在中国著名作家中，巴金是最长寿的。此时，这位老人正静静地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
当然无奈。视写作为生命，视为读者供奉新鲜精神食粮为己任的巴金，无时无刻不在为丧失奉献能力而感到不安，他甚至“愤然”自责：“士兵常常死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作家和艺术家只能活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当中。”
对于这位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意义归结为“付出”、“给予”，而不是“接受”、“争取”的文坛泰斗，人们有着太浓的情缘、太多的思念。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这是巴金的人生信仰和行为准则。20世纪30年代，他应友人之邀，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骆驼祥子》、《人生采访》、《日出》、《雷雨》、《北京人》、《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大批优秀中外名著，都是他在任时奉献给读者的。然而，他这位大编辑却分文不取，全是义务的。那时，他就说：“我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20世纪80年代，无锡、成都的一些小朋友写信给巴金，寻找理想，寻找爱心。巴金在给孩子们的回信中多次写道：“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人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最终什么也得不到。”
巴金奉献给社会的财富是巨大的。他从不喜欢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他说话简明扼要，说一句是一句，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尤其是历经了“文革”苦难之后，他力戒空话、套话，决心掏出自己的心，把它交给读者，他要说的话都已写进用了整整8年时间完成的《随想录》之中。《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献给社会的一大财富。它的成功不在于文学成就，而在于巴金的真情、勇气，对真理、科学的呼唤。由此他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尊崇。在不能将更多的作品奉献给社会和读者以后，巴金以其他方式实践着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他将自己所有的藏书，一本一本整理后，捐给了国家。他还不断地隐姓埋名，向“希望工程”、灾区人民捐出自己的存款。他奔走、呼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1994年，是巴金生命走向衰弱的一个转折点。这年，他在校完26卷本的《巴金全集》后，着手《巴金译文全集》的整理和校阅。这位老作家和青年人一样，每天伏案工作8小时以上。不幸，发生在一瞬间,他在起身取一本书时，脊椎压缩性骨折。由此，他住进了医院。
巴金曾经充满激情地这样说：“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他又说：“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顽强的巴金，这一次不仅从病床上坐起来了，而且还投入了工作。他校完了10卷本的《巴金译文全集》，还为每卷写下了激情洋溢的《代跋》。他觉得心中的话还没有说完，于是又拿起笔，写下《告别读者》一文，这是他直接表露与读者感情的最后一篇文章：“《译文全集》编好，十篇《代跋》交卷，我真的应该告别了，何况我疾病缠身，工作能力已经丧失。我常说，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写作、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非我有才华，也不是我精通外文，只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才拿起笔。最近，我常常半夜醒来，想起几十年来给我厚爱的读者，就无法再睡下去。我欠读者的债太多了!我的作品还不清我的欠债。病夺走了我的笔，我还有一颗心，它还在燃烧。它要永远燃烧，我把它奉献给读者。”
这篇短文写成于1996年的炎夏。对于一个正常的人，完成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字的文章，都不是太难的事。然而，对于一个病弱的老人来说，就是几个字，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没有一种毅力，也很难完成。巴金在晚年写成的文章，大多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家中客厅通向阳台的门前，有一张两尺多的小书桌和一张木制靠椅。每天早饭后，巴金就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我的认知里，中国作家中能有像巴金那样散淡情怀的人，确实寥寥可数。说实在话，当我与巴金心灵对话时，心中常常不是喜悦的述说，而是难以言喻的感伤，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心绪，是巴金一生的创作年表启迪了我。这位穿越了现、当代历史经纬的文学泰斗，年轻时曾写出《家》、《春》、《秋》、《灭亡》、《寒夜》等长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笔，影响了当时无数青年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金以他的锐利笔锋，挑开了旧中国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唤着新时代的一轮骄阳。遗憾的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随军入朝写下了小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外，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长时间内的文学空白。这种文学的空白，里边藏满了难以言喻的人文沧桑，如果以巴金年轻时的文学成果来对比巴金的后20年，让人产生出一种田园荒芜的感慨———这不是巴金的个人悲哀，这种空白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处与世无争的巴金，同时也不能逃脱时代文殇赐予他的文学伤痛。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年头的极端政治，使文学陷入传声筒和图解手段的话，巴金的作品一定会比现在丰腴得多。因为那年代的时间总和，约占巴金年轮的四分之一，加起来有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多。因而，当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对夕阳静思其苦乐人生时，老人情不自禁地呼吁文人要说真话，而不是违背心意的连篇假话。在巴金《真话集》的后记中，我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他引证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典故。回眸流逝过的年代，他说：“在群臣皆说‘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高声喊出真理：‘他什么衣服也没穿!’”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留给人世的一部醒世箴言。尽管耄耋之年的巴金写字时手在不停地颤动，但是巴金那老而弥坚的心田，却比任何时期都要挺拔而深邃———《随想录》的出版面世，就是最好的证明。
把心交给读者，为读者着想，为读者奉献，是巴金70余年创作生涯的生命线。当我看到这位百岁老人，依然在生命线上与病魔对峙拼搏时，不禁流下了热泪。巴金，这位穿越了20世纪风云历史的伟大作家，必将与人类的文化并存，像宇宙间的星辰一样，永远闪烁着圣洁而明亮的光辉!
我真诚地祝愿巴金健康长寿、艺术生命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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