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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的百岁寿辰到了，媒体上为老人贺寿活动的消息多了起来。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但他肯定知道又要发生什么，让女儿转达他的话：“不要拿国家的钱为我祝寿。”他自己就是一个毕生不拿国家俸禄的人。他是巴金。
多年来，巴金病重，一直住在医院，他是沉默的。若干年来，如果不是到了寿辰，如果不是有大人物去看望他，便不再有关于他的新闻。巴金属于公众人物，但早已不是新闻人物。即便如此，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里键入“巴金”二字，涉及他的网页仍有10万页之多。他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今天。
阅读巴金小说《家》、《春》、《秋》的时候，我的阅历不够，尚不能体会那个时代里的创作所表达的一切。那时的巴金，离我很远。我真正感觉到他离我很近，是他写作《随想录》的时候。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买到这5本薄薄的小册子后，几乎一口气读完。70年代末，当受过“文革”冲击的人们都在指责他人、社会给自己造成的种种厄运时，这位老人却开始解剖自己，开始忏悔，开始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人们会将他违心做的错事、说过的错话，统统推给那个时代。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没有任何外力的驱使。这是使我真正感到震撼的地方。
现在的年轻人读这些文字，可能觉得平淡无奇，有的知名评论家甚至讥讽那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不就是“说真话”吗？他们不知道，在巴金开始发表这些文字的时候，有人不喜欢。他们位高权重，于是即便是在香港的报纸上，不少文章也多有删节，甚至被“开天窗”；即便我们看到的正式出版的《随想录》，也是删节本。
《随想录》的精髓，说到底，确实就是3个字：“说真话”——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这是容易做到的吗？太难了！检索一下共和国的历史，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假话开始，被假话推波助澜的呢！从国家领导人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因说出真话而遭灭顶之灾的，又何止千百。人们“聪明”了，精于算计了，算出假话可以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于是假话绵绵不绝。又岂止是假话，假统计数字、假账、假货、假典型、假证件、假学术……作假，早已是当代中国的痼疾之一。
巴金有不少荣誉头衔，却惟独没有权力，他不可能在制度上为根绝作假做什么。他明白，对一个以笔为生的人来说，惟一能做的就是说真话。“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
如今，在公共场合，很多人只说“正确”的话。而这些“正确”的话，对不少发表言论的人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巴金给“讲真话”列了标准：“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看起来这是个很“基本”的要求，但有多少人做到了呢？
当巴金写完《随想录》时，他已经知道此生的创作已经完结了，他说：“五集《随想录》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这时，他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很多字是用自己的左手拉着右手的衣袖写出来的！还有最后的一件事，就是编出自己的创作《全集》。检验一个人心灵的时刻又来了。
阅读旧作，巴金感叹，从1949年到1966年，“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他的生命历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曲折，这就是他为了迎合当时那个时代而不得不编造一些大话空话假话，甚至有一些在政治运动中违心发表的批判性言论。对于这类文章，有些文化名人或家属是绝不同意编入自己的《全集》的。他们不希望后人知道这些“污点”，他们喜欢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
巴金一定也感受到这种历史造成的悖谬的痛苦，但他的选择是，把这些文字编入全集，为的是永远让后代看清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悲剧。他在一篇跋里悲哀地说，“现在才明白编印全集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惩罚”。这种痛苦不是常人能够体会的，然而巴金对历史讲真话的勇气，超越了个人的痛苦。这种绝不宽恕自己的道德情操，是老人留给世人最后的遗产。
巴金长寿，但他对生死看得很淡，“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当他不能再工作时，他认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他多次向家人要求“安乐死”，这个要求当然不会被满足；他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代永远记住中国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发生，没有人理会；他要求不再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人们也不答应；他要求不要为他祝寿，但看来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已经在各地铺开……老人在病榻上无奈地感叹：“我是在为别人活着……”
有识者说，多年来，“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在巴金百年寿辰之际，这真是一句令人深思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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