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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典骨坏死”的恐慌中，有多少媒体是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全面而客观报道的呢？
对于北京一些媒体大肆炒作“非典骨坏死”，广东却保持低调谨慎，进行着认真的鉴别。《瞭望东方》的调查发现，在非典病例众多、使用激素治疗非常普遍的广东，至今没有发现非典骨坏死病例，也无北京那样的恐慌。
广东不见非典骨坏死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治疗股骨头坏死病例数在全国位居第一，其“髋关节疾病医疗中心”是全国惟一的髋关节病重点专科。该科教研室主任何伟在接受《瞭望东方》采访时说：
“激素诱发骨坏死的发病期为大剂量使用后1年内，半年左右为高发期，随着时间推移发病率递减。广东非典发病、激素治疗高峰在今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广东非典患者发生骨坏死的高峰期应该是9、10两个月。”
那么，10月的广东，情况究竟如何呢？
《瞭望东方》记者10月中下旬对广州地区收治过非典患者的各大医院进行地毯式采访后得悉：广州市非典康复者迄今没有发现骨坏死病例报告。也就是说，广东出现非典骨坏死危险的高峰期已过。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向《瞭望东方》表示：“广东省卫生部门和医疗单位一直密切关注非典患者康复情况。迄今为止，卫生厅尚未收到有关非典患者骨坏死的任何正式报告，没有收到基层医疗单位和患者有关反映。北京非典患者骨坏死消息传出后，出于慎重考虑，广东部分单位开始在不同范围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查，但未发现骨坏死病例。”
收治非典危重病人众多的是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在医院)，共有2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副院长赖永洪说：“本院目前没有发现这些医护人员有股骨头坏死的症状。我们看了其他地区的材料，说有非典康复者出现骨坏死，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我们的专家在临床上也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但没有反映有特别的情况。”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广东地区医务人员感染非典最多的医院，医生、护士、实习生、护工和职工家属共93人感染，其中内科有近50人被感染。该院内科主任伍卫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有骨坏死的迹象，近期也没有职工请病假。10月中起，医院开始对感染过非典的职工进行检查，目前已经通过核磁共振检查的有20多例，由医院承担费用，但还没有发现骨坏死的病例。
非典烈士叶欣所在的广东省中医院对本院感染职工和部分外来患者进行了相关检查，未有骨坏死报告。
在非典烈士陈洪光所在的广州胸科医院，副院长谭守勇说：到目前为止，胸科医院收治过的128例非典患者中，还未发现骨坏死的情况。其中80多名是医务人员，部分使用了激素，10月份开始对这些人进行核磁共振检查，目前尚未发现骨坏死病例。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传染病院)院长唐小平说：“本院是传染病医院，没有骨坏死相关检查设备，所以没做检查。从出院病人和院内感染职工的反映来看，没有任何人感觉关节痛，正常人一个，所以没有做这方面检查的要求。本院最后确诊20人感染(其中一个在外进修时感染)其中医生8人。6月初开始全部正常上班，出全勤。本院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做血液化验、肺功能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治愈的病人基本上也没有再来了，因为没有什么不舒服。有些病人跟踪了两三个月，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激素用得比较谨慎，剂量很小，平均100毫克一天，时间也比较短。我们医院的立场是，如果有职工反映出现类似指征，我们会组织他们做核磁共振。
在抢救病人过程中感染非典的广州第八人民医院医生蔡卫平说：“我和感染过非典的同事，身体基本正常，没有影响工作，大家都正常上班。但日常小小的不适多少会有一点，毕竟是大病一场，比如有的人运动后会有点憋气，有人掉头发，有人白细胞偏低。北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同事们没有太大恐慌。”
与蔡卫平有着同样遭遇的中山二院呼吸内科主任李建国说：“现在觉得康复情况良好。可能由于年龄的关系(41岁)，现在体力、精力方面有所下降，但是没有明显感觉到其他的副作用，现在通宵打牌还是没有问题的。由于用的激素较小，而且时间较短，并不是很担心自己会发生类似骨坏死的后遗症。媒体反映的自述出现关节痛的患者，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心理作用，因为了解激素与骨坏死的关系，心里有点疑神疑鬼。”
广州中医药大学何伟10月18日接受《瞭望东方》采访时表示，该院尚未正式收治过一个非典骨坏死病例。
市场竞争激烈而充分，记者无孔不入的广州地区媒体，在有关的报道中，都无一例外地明确表示广州还没有发现骨坏死的病人。
数据可靠性又成焦点
“策略统计，在北京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中，约有1/3至1/2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骨坏死症状。”
这是一句被媒体广泛引用的话。所有报道中，最具震撼性冲击力的，也是这句话。记者看到这条信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基数呢？没有基数，哪来的比例？北京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总数是多少？他们出现在多少家医院？非典康复者中多少人作了相关检查？用的是什么检查手段？由什么人签发诊断报告？
这一系列问号，没有找到确切而完整的答案。
广东最早的有关骨坏死报道，消息来源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骨坏死治疗权威何伟。何伟的依据，一是理论推断，从激素与骨坏死的关系以及该院历年的治疗骨坏死的临床经验推断。二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信息，9月份中医药管理局曾设想在下属的北京东直门医院成立课题组，研究非典患者与骨坏死关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坏死。因广州中医药大学同属该局管辖，而且是国内治疗骨坏死实力最强的单位，故邀请何伟和同校的袁浩教授参加相关座谈会，支持东直门医院。何伟从座谈会上得到的数据是东直门医院有7名非典患者骨坏死，媒体上爆炒的“1/3至1/2”，何伟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何伟说：“股骨头坏死的发生与激素的品种、用法、用量有关，至于哪些品种、使用多大剂量、多长时间、哪些人会产生股骨头坏死，目前尚无确切的判断指标。”
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在10月26日至28日举行的“中日合作防治非典国际研讨会”上说：“最近有消息说北京1/3非典康复医务人员有股骨头坏死，我对此抱很大怀疑态度。我跟北京的专家交流过，他们说做核磁共振观察股骨头的正常值还没有，也就是这方面的标准还未明确。这种情况下，除非有明显骨坏死，否则有点异常就说坏死是不够负责的。”
“骨坏死”主要是社会传说，或者是零星单个医院向媒体透露，政府没有正式发布信息。记者用各种搜索引擎发现：真正有机构名称、有非典患者和骨坏死患者数据的医院共有6家，其中超过“1/3”的是东直门医院、鼓楼医院和宣武医院3家(宣武医院感染总人数只有1人)。
对此，有人很“市场”、很“法制”地分析说：“由于检查费贵，一些人并不想透露这个消息，一面公费医疗负担太重。”也有人说是“担心公布消息会带来医疗事故纠纷”。
据《瞭望东方》了解，根据发病部位不同，在广东做一次核磁共振费用为700—1800元不等。广东全省报告非典病例总数1512例，普查一遍总花费最多不超过300万元。除了困难家庭由政府补贴外，非典患者医疗费来源一直是各循其原本渠道(自费、社会医保、单位劳保、公医等)，由公费医疗承担的份额有限。骨坏死是终身疾病，如果真有医务人员发生骨坏死，政府和医院该承担的责任始终要承担，隐瞒拖延几个月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非典期间广东省光是为抢救内蒙古王氏姐妹而专门在隔离病区建立临时重症监护室就投资了200万元。非典过后，改建、扩建、重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传染病院、疾病控制中心等重大工程，投入动辄以亿元计，谅不至于为区区几百万元而置白衣天使生命于不顾，招世人诟病。记者向一些法律界人士咨询，得悉：由于非典是人类未知疾病，没有规范的治疗方案，即使患者出现骨坏死，也不可能裁定为医疗事故，索赔方面的风险不大，没有必要刻意隐瞒。
非典再来还用激素？
激素的疗效和毒副作用在医疗界是常识，长期、大剂量使用激素可诱发骨坏死，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医学界早有公论的。在死亡与副作用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保住生命是首要。
细心的观众也许能留意到，中央电视台王志与钟南山“面对面”节目中有个细节：钟南山当天心情非常不好，说“有个病人不听话，情况不大好”。钟南山对《瞭望东方》揭出内幕：这个病人是医生，因为深知激素的危害，坚持不肯使用，以致病情严重恶化，当时正处于垂危状态。
作为“皮质激素疗法”的创始人，钟南山对他的医疗方案依然十分自信。在“终日合作防治非典国际研讨会”上，钟南山在演讲中主动提到了关于股骨头坏死的话题。钟南山说：“治疗SARS使用皮质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不仅当时治疗的效果好，而且他们对38例使用皮质激素的SARS病人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发现有效的比例达到53%，而这38例在我看来如果当时不采用激素疗法会全部死亡。所以今后再出现符合指征的病人，我还会坚持用皮质激素来救治。”
但钟南山同时强调：皮质激素的使用方案必须合理，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是使用越早越好，也不能长期大剂量使用。钟南山说：“广东在使用皮质激素上一直坚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只有70%的非典病人使用了激素。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剂量超标。”
何伟建议，连续使用糖皮质激素一周以上，每天用量在160毫克以上或者有股骨头症状的非典治愈者，应该到骨专科就诊检查。接受采访的多位医学专家呼吁，市民不要太紧张，听风就是雨。如果真有不舒服，就到医院检查求医。对北京情况要做一个确实的调查，报道要准确，要科学，不要炒作，否则对医院对病人都不好。万一将来非典重来，就很被动了，医生不敢治疗了。专家和患者不约而同地希望：对非典患者的骨坏死问题作一次全面普查。一是使用激素与没有使用激素的非典患者对照，以证实骨坏死是激素引起还是非典本身引起。二是北京、广东两地的非典康复者对照，寻找最佳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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