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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艾滋病感染者估计累计人数为100万，目前存活85万，我们现在发现的只有4万多例，也就是说，95%的传染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今天是2003年12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此时，关于艾滋病的话题又一次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如何？是否会进入暴发流行期？对此，央视《面对面》栏目的记者对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领域的首席专家邵一鸣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记者：如果纵向地看，中国的艾滋病情况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邵：第一个时期叫传入期，从1985年开始，每年只有几例感染者被发现，多数是国外来华的人士，或者是我们出国的人士，这样大概持续了四五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出现了第一个流行期，在云南边境，中国开始了艾滋病的流行。第三个时期就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叫快速增长期，其特点就是以很快的速度波及全国。从1994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一直是以两位数在增长。
记者：多少？
邵：40%以上的速度增长。
记者：这个速度具体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到8%，是全球最高的，这个速度可以使得我们的经济连续翻番，艾滋病比这个速度要高得多，以这种翻番的速度，我们1993年估计的一万，1995年我们估计数字就是10万了，那么到2002年累计数字已经到了100万。
记者：(对于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我这里有三个数字，一个是100万，一个是85万，也有一个500万到600万，到底哪个数字是准确的？
邵：我认为100万是我们所能掌握的一个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科学猜测。85万是一个更科学的(数字)，它反映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感染者和病人，这些是仍然存活的，可以作为传染源传播疾病，100万是加上过去已经死亡的，他们已经不可能再传播疾病。
记者：100万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多大？
邵：我认为由于我们还存在着监测上的一些薄弱环节，所以这个数字只能说是我们掌握资料的一个科学猜测。我们找到的只是它当中的冰山一角，我们现在发现的只有4万多例，而我们估计累计是100万，那么也就是说，95%的传染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控制好的国家，多数的传染源他们都是能掌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报告数字和估计数字之间只有20%左右的误差，而我们是多少？我们是只掌握了5%，完全倒过来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控制就不容易做得有力。
记者：作为中国艾滋病的首席科学家，你现在最担忧、最忧虑的问题是什么？
邵：我现在最担忧的问题是，我国正处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很大，100万相对于13亿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我们正处于以高危人群为主的一种流行状态，能不能阻断他们进入到一般人群，这是一个能不能在中国控制艾滋病的关键。这一工作给我们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我国进入快速增长期已经十年了，我们绝不可以再丧失亡羊补牢的最后机会。人体多米诺向艾滋病宣战
昨天上午，一个别具一格的多米诺骨牌红丝带传递活动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与以往多米诺骨牌活动不同的是，这次活动是由人体多米诺和实物多米诺骨牌相结合的形式。
首先，由做第一个人体多米诺的香港演员张慧仪，将象征着关爱艾滋病人的红丝带在倒下的同时传递给第二个志愿者，在短短120秒时间内，参加这项活动的200多个志愿者悉数倒下，整个人群随之变成了一个“HIV—CHINA，2003—1000000，2010—10000000”的图案。紧接着，艾滋病感染者刘子亮推倒了场上的第一张实物骨牌。整个骨牌随之变成了一个“121联合行动”图案。
据悉，这次“爱心多米诺骨牌宣传报道活动”是世界上第一次采用这样的方式宣传艾滋病预防控制以及关爱艾滋病感染者的活动。宣传不应只在“艾滋病日”
“预防艾滋病，首先在于宣传。”昨天，卫生部首席艾滋病科学家曾毅向社会发出呼吁。他说，国内总是在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时，才向社会广做宣传，而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做常规宣传。“目前我国正面临着艾滋病逐渐蔓延的趋势，而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可以达到遏止艾滋病传播的作用。”曾毅介绍，据目前的一份报告显示，用三年时间对全国进行一轮全面宣教，差不多可以使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增长减少70%左右。做这项工作所需资金达26亿元左右，然而这一资金要依靠社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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