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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监区监区长张德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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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成是第一批进入艾滋病监区的狱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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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警郑刚和同事王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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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这道铁门,这里更像是医院,而不是监狱。 |
毕业于司法警官学校的郑刚在上学时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以后的工作会是和艾滋病服刑罪犯打交道。“怎么说呢,后来的工作和当初的想象差距挺大的。”已经在本市西青监狱五监区干了3年狱警的郑刚说。
郑刚和他的同事们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很固定,如果不是值班的日子,他们按时来到单位,点名、巡查监室、安排罪犯劳作、谈心、帮助罪犯邮寄家书等等,郑刚说,“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和其他工作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这里的罪犯有些特殊,对待这些艾滋病罪犯应该更加细心,很多的管教工作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
-走进艾滋病监区-
艾滋病监室在西青监狱五监区,在这个监区里,除了关押着若干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服刑罪犯之外,还包括患有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疾病的服刑罪犯。
监区大楼外墙贴着整齐的瓷砖,显然这是一座建设时间不长的建筑。通向五监区大楼的不远处有一块明显的标志牌,牌子上写着:传染病区。
五监区的张德顺监区长说,“因为五监区的‘特殊性’,这里平常是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的,因为在津服刑的所有患有传染病但又不够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全部关在这里。”监区大楼的一层是医院,显然是为了方便这些特殊“病人”就医而设立的,医院的规模同普通中小型医院差不多,一些应急的医疗设备也配备得比较全面。“一般的病症,在这里治疗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张监区长说。
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处,有一道铁栅栏,这道栅栏之内就是监区,是罪犯服刑的地方。“几名患有艾滋病的罪犯就在二楼服刑,和普通罪犯的监室没有什么区别。”一名监狱警察说,显然他对这里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楼道里是消毒水的味道。监狱警察告诉我们,每天这里都要多次消毒和通风,毕竟这里的病人的病很特殊。
二楼是监区。同样一道铁门,铁门后面是长长的走道,在走道的两侧,是监室。这里的监室和普通的宿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门上多了一道锁,每个监室有四五十平方米,同样的床单,同样的被褥,同样的服装。在每个监室里,还有一个桶装水的立式饮水机,“他们的体质本来就弱,所以监狱里能够做到的事情,尽量就多做一些。”张监区长说。
罪犯在室内做着简单的手工,主管警察说,天气暖和的时候,罪犯每天有一大段的室外活动时间,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最近,天气冷了,而且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罪犯自身的免疫功能下降了很多,露天活动容易感冒,所以就暂时取消了室外活动,但是每天的室内通风不能少,也会在固定的时间做做操。
-艾滋病罪犯的生活-
刘丰(化名)是在2001年因为贩毒被判刑的。在被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就做了血液化验,化验的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反应。刘丰是在吸毒时,与他人共用一个针管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
“一知道结果之后,我傻了,想哭都哭不出声音来。”刘丰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完了,不知道哪天就会死掉。那一段时间,他特别怕听死字,对生命的话题非常敏感。“我甚至希望法院判我死刑,那样我就可以彻底地解脱了。”刘丰也曾经想到过自杀,但是没有勇气,他感到很无助,因为自己一是罪犯,二是艾滋病病人,只要和这两条任何一条沾边,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让所有的人远离他。
从被刑事拘留到转到监狱服刑前,刘丰一直被单独关押着。他特别渴望能和人说说话,这样可以缓解自己心理的压力。“当时,我觉得结果就这样了,谁会和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罪犯说话呢,我也许会一个人死在监区里,然后就被抬出去火化。”那一段时间,刘丰总做这样的梦。
转到西青监狱艾滋病监区后,刘丰的生活改变了。不仅有服刑的罪犯和他住在一起,而且监狱警察也经常和他聊天。“因为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敏感,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都回避这个话题,后来大家觉得有点自欺欺人,你越是回避,心里头越虚。就像所有医院的病友一样,互相交流病情,然后大家互相鼓励,时间长了,心里的压力反倒没了。”
刘丰曾经问过和他谈话的监狱警察王旭,“和我坐这么近,您不怕被传染吗?”王旭笑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染途径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把刘丰问住了,可是也给监狱警察提了个醒,从那时开始,艾滋病监室就不定期地为这些服刑人员讲一些治病防病的知识。
现在,刘丰和那些所有艾滋病罪犯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和鸡蛋,可以一起看电视,可以定期做血液化验,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和看到灿烂的阳光。
-艾滋病监区的监狱警察-
“我一直瞒着家里人,主要是怕他们担心啊。”2000年从部队转业到监狱工作的刘世成四十多岁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认为,“有时不解释比解释要好。”
2001年6月15日,天津市监狱管理局领导批准成立艾滋病监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艾滋病到底是什么。“主要是那时对艾滋病知识不了解,只知道那是不治之症,人一旦被传上就完蛋了。”刘世成一回想起领导准备让他进监区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警察就要服从命令,心里发憷也不行啊。有着多年从军经历的刘世成和所有的警察一样,接受了在当时人们认为颇具挑战性的任务。
2001年6月15日,第一批狱警开始进入艾滋病监区。那时他们连呼吸都闭着嘴,一从监室出来,就赶紧到水龙头前洗手,一遍又一遍地洗手。有的警察提出,警察上岗时能不能戴个口罩,可是这个想法当即又被他们自己否决了。因为穿上警服,再戴上口罩,不仅显得不严肃,而且容易和罪犯从心理上产生距离感,不利于管教工作的开展。
艾滋病监区成立几天后,是6·26国际禁毒日,在电视上大家看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防艾爱心大使濮存昕和一名艾滋病病人握手拥抱。监狱警察们也想像濮存昕那样同那些艾滋病罪犯近距离接触,但是大家还是心里没有底。
让艾滋病监区的警察彻底打消顾虑的是,监狱局为他们请来了艾滋病医疗专家、本市性病防治中心主任朱效科教授,对狱警们进行了艾滋病知识的培训。在那次培训上,狱警们知道了艾滋病有血液传播、体液传播(性行为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方式,艾滋病病毒根本不会在空气中传播,所以同这些艾滋病病人一般性地接触,不会被传染上。
教授在结束培训后,来到了艾滋病监区,和服刑的艾滋病病人握手、交谈,一位狱警说:“人家教授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专家都和艾滋病病人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们每天都要和他们接触,这是工作也是命令。”狱警郑刚说,“从局领导到监狱领导为我们考虑的很多,我们不歧视那些艾滋病服刑罪犯,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就是最好的管教工作,可以让他们安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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