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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监区监区长张德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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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成是第一批进入艾滋病监区的狱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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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警郑刚和同事王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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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这道铁门，这里更像是医院，而不是监狱。 |
毕业于司法警官学校的郑刚在上学时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以后的工作会是和艾滋病服刑罪犯打交道。“怎么说呢，后来的工作和当初的想象差距挺大的。”已经在本市西青监狱五监区干了3年狱警的郑刚说。
郑刚和他的同事们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很固定，如果不是值班的日子，他们按时来到单位，点名、巡查监室、安排罪犯劳作、谈心、帮助罪犯邮寄家书等等，郑刚说，“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和其他工作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这里的罪犯有些特殊，对待这些艾滋病罪犯应该更加细心，很多的管教工作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
-走进艾滋病监区-
艾滋病监室在西青监狱五监区，在这个监区里，除了关押着若干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服刑罪犯之外，还包括患有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疾病的服刑罪犯。
监区大楼外墙贴着整齐的瓷砖，显然这是一座建设时间不长的建筑。通向五监区大楼的不远处有一块明显的标志牌，牌子上写着：传染病区。
五监区的张德顺监区长说，“因为五监区的‘特殊性’，这里平常是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的，因为在津服刑的所有患有传染病但又不够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全部关在这里。”监区大楼的一层是医院，显然是为了方便这些特殊“病人”就医而设立的，医院的规模同普通中小型医院差不多，一些应急的医疗设备也配备得比较全面。“一般的病症，在这里治疗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张监区长说。
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处，有一道铁栅栏，这道栅栏之内就是监区，是罪犯服刑的地方。“几名患有艾滋病的罪犯就在二楼服刑，和普通罪犯的监室没有什么区别。”一名监狱警察说，显然他对这里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楼道里是消毒水的味道。监狱警察告诉我们，每天这里都要多次消毒和通风，毕竟这里的病人的病很特殊。
二楼是监区。同样一道铁门，铁门后面是长长的走道，在走道的两侧，是监室。这里的监室和普通的宿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门上多了一道锁，每个监室有四五十平方米，同样的床单，同样的被褥，同样的服装。在每个监室里，还有一个桶装水的立式饮水机，“他们的体质本来就弱，所以监狱里能够做到的事情，尽量就多做一些。”张监区长说。
罪犯在室内做着简单的手工，主管警察说，天气暖和的时候，罪犯每天有一大段的室外活动时间，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最近，天气冷了，而且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罪犯自身的免疫功能下降了很多，露天活动容易感冒，所以就暂时取消了室外活动，但是每天的室内通风不能少，也会在固定的时间做做操。
-艾滋病罪犯的生活-
刘丰(化名)是在2001年因为贩毒被判刑的。在被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就做了血液化验，化验的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反应。刘丰是在吸毒时，与他人共用一个针管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
“一知道结果之后，我傻了，想哭都哭不出声音来。”刘丰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完了，不知道哪天就会死掉。那一段时间，他特别怕听死字，对生命的话题非常敏感。“我甚至希望法院判我死刑，那样我就可以彻底地解脱了。”刘丰也曾经想到过自杀，但是没有勇气，他感到很无助，因为自己一是罪犯，二是艾滋病病人，只要和这两条任何一条沾边，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让所有的人远离他。
从被刑事拘留到转到监狱服刑前，刘丰一直被单独关押着。他特别渴望能和人说说话，这样可以缓解自己心理的压力。“当时，我觉得结果就这样了，谁会和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罪犯说话呢，我也许会一个人死在监区里，然后就被抬出去火化。”那一段时间，刘丰总做这样的梦。
转到西青监狱艾滋病监区后，刘丰的生活改变了。不仅有服刑的罪犯和他住在一起，而且监狱警察也经常和他聊天。“因为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敏感，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都回避这个话题，后来大家觉得有点自欺欺人，你越是回避，心里头越虚。就像所有医院的病友一样，互相交流病情，然后大家互相鼓励，时间长了，心里的压力反倒没了。”
刘丰曾经问过和他谈话的监狱警察王旭，“和我坐这么近，您不怕被传染吗？”王旭笑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染途径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把刘丰问住了，可是也给监狱警察提了个醒，从那时开始，艾滋病监室就不定期地为这些服刑人员讲一些治病防病的知识。
现在，刘丰和那些所有艾滋病罪犯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和鸡蛋，可以一起看电视，可以定期做血液化验，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和看到灿烂的阳光。
-艾滋病监区的监狱警察-
“我一直瞒着家里人，主要是怕他们担心啊。”2000年从部队转业到监狱工作的刘世成四十多岁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认为，“有时不解释比解释要好。”
2001年6月15日，天津市监狱管理局领导批准成立艾滋病监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艾滋病到底是什么。“主要是那时对艾滋病知识不了解，只知道那是不治之症，人一旦被传上就完蛋了。”刘世成一回想起领导准备让他进监区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警察就要服从命令，心里发憷也不行啊。有着多年从军经历的刘世成和所有的警察一样，接受了在当时人们认为颇具挑战性的任务。
2001年6月15日，第一批狱警开始进入艾滋病监区。那时他们连呼吸都闭着嘴，一从监室出来，就赶紧到水龙头前洗手，一遍又一遍地洗手。有的警察提出，警察上岗时能不能戴个口罩，可是这个想法当即又被他们自己否决了。因为穿上警服，再戴上口罩，不仅显得不严肃，而且容易和罪犯从心理上产生距离感，不利于管教工作的开展。
艾滋病监区成立几天后，是6·26国际禁毒日，在电视上大家看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防艾爱心大使濮存昕和一名艾滋病病人握手拥抱。监狱警察们也想像濮存昕那样同那些艾滋病罪犯近距离接触，但是大家还是心里没有底。
让艾滋病监区的警察彻底打消顾虑的是，监狱局为他们请来了艾滋病医疗专家、本市性病防治中心主任朱效科教授，对狱警们进行了艾滋病知识的培训。在那次培训上，狱警们知道了艾滋病有血液传播、体液传播(性行为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方式，艾滋病病毒根本不会在空气中传播，所以同这些艾滋病病人一般性地接触，不会被传染上。
教授在结束培训后，来到了艾滋病监区，和服刑的艾滋病病人握手、交谈，一位狱警说：“人家教授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专家都和艾滋病病人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们每天都要和他们接触，这是工作也是命令。”狱警郑刚说，“从局领导到监狱领导为我们考虑的很多，我们不歧视那些艾滋病服刑罪犯，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就是最好的管教工作，可以让他们安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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