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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革命事业，父母四处奔波，毛岸英兄弟从小就过着“吃百家饭、走万里路”的生活。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为杨开慧所生，曾用名杨永福。1922年10月生于长沙，1950年10月牺牲于朝鲜前线。
1922年10月，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当时，杨开慧怀有身孕，已经足月，却迟迟不见分娩。毛泽东正忙于领导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每天回家很晚。有一天，他见杨开慧愁眉苦脸，就建议她别成天坐在屋里，出去到岳麓山一带转转，或许可以生得快一些。第二天，杨开慧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出去走一走，果然，第三天即10月24日，孩子生了下来。毛泽东抱着这个又白又胖的头生子，高兴极了。正巧，那天是泥木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的日子，真是双喜临门。“就叫他岸英吧！”毛泽东给孩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岸英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1924年到上海，1925年回韶山，1926年去广州。之后，又赴长沙，奔武汉，直到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开完“八七”紧急会议，才秘密把妻子杨开慧、保姆陈玉英(人称孙嫂)和岸英三兄弟送到岳父家———板仓杨宅。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为了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又远离亲人了。此后，整整三年，毛岸英在妈妈的身边读书、成长。
1930年10月24日凌晨，岸英在梦中被枪托撞门声和杂乱的吆喝声惊醒了。他睁开眼爬起来，看见妈妈正被提枪的大兵从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推了出来，押着朝外走去。岸英站到妈妈面前，口里嚷嚷着：“不去不去，我妈妈是好人，哪也不去！”为首的敌人一把将他拖开，凶狠地说：“好，把你这小共产党也一起带走！”孙嫂赶紧出来阻挡，也被敌人一起抓走。
敌人把三人关进协操坪监狱。杨开慧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种种酷刑，但她坚贞不屈。
在狱中关押20天后，即11月14日上午，杨开慧被反动派杀害，年幼的岸英哭喊着妈妈，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经熟人出面说情、作保，毛岸英和孙嫂被释放，但板仓杨宅受到了特务的严密监视。鉴于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所处的危险境况，党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到上海。在周密的安排下，60多岁的杨老太太和20多岁的李崇德舅妈扮着走亲戚的样子，领着岸英三兄弟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改乘轮船到达上海。
当时，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们亲自把三个孩子安排到上海大同幼稚园，这是我地下党领导的中国互济会办的。1931年4月，因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解散，岸英兄弟暂时寄养在董健吾家。后因白色恐怖严重，董健吾又去武汉工作，岸英兄弟生活无着落，开始流浪街头。老三岸龙在几次迁移中病死(亦说失踪)。岸英、岸青曾在烧饼铺当学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逃出店铺后，两人靠卖报纸、拾破烂、拣烟头、帮助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岸英和岸青，两个流浪儿见到亲人，倾诉着一肚子委屈，伤心地哭了。党组织想尽办法，通过在白区的统战关系，由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介绍，乘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的机会，带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一同出国。
1937年初，岸英、岸青来到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先后在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医院和在伊万诺夫城的国际第一儿童医院等地学习。这时，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时常眺望西北方，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的照片。毛泽东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书写了一信，托人捎去。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
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三月四日
事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并随带自己的照片。信的一开头就询问：“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一种盼儿心切，急不可待之情跃然纸上。
从此之后，父子之间“鸿雁传书”，频频往来。
1939年8月26日，毛泽东又有一信：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为了让这些革命的后代学到更多的知识，毛泽东几次托人买书，在戎马倥偬、炮火纷飞的境况下送往苏联。1939年他寄了一批书，遗憾的是中途遗失了。这次他又亲自挑选了21种60本书，既有哲学、经济、历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
自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悍然向苏联发动闪电战以来，毛岸英十分关心战争的发展。每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广播，然后回到房间里，在世界大地图上作红白标记。
这一时期，毛岸英担任国际儿童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夫市列宁区团区委委员，为配合战争这个中心任务而开展工作。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5月，他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你一定批准我的请求！”落款写上“谢廖沙”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信发出后十天无音讯，他又写了第二、第三封信，都石沉大海。
正当他万般焦急之时，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了。毛岸英因同他有过一面之交，就主动缠住他，最后将军同意他进学校学军事。于是，毛岸英先后来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并于1943年1月加入联共(布)党(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军校毕业后，毛岸英获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千里长驱，英勇击敌，穿越了波兰等好几个东欧国家，在毛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他，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一次最高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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