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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被丰台个别单位雇佣冒名顶替献血的大学生，12月2日在替人献血后，钱却被血头卷走。由于目前医疗用血的很大一部分还要靠下达行政计划来保证，伴随计划献血而产生高额补贴、长休假的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单位便出现了雇佣他人冒名顶替献血的情况，使得义务献血成了变相卖血。专家指出，“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途径是，由指令性计划指标献血向无指标的自愿无偿献血转移。当然，这还需要时间。”
200毫升血开价550元
刘白(应当事人要求，化名)是北京科技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12月1日，他们宿舍的5个人一起到北太平庄附近一个血站准备义务献血。
在血站门口，一些似乎与献血不相干的年轻人在转悠。一个男青年上前和刘白搭话说：“不要去了，这样白献除了献血证什么都没有。要是替单位献，既有钱又有献血证，不是一举两得吗？”
男青年随即介绍，一些单位组织义务献血时，有的人由于年龄太大献不了，就愿意出一定的钱找人顶替。“我自己两个月前刚给某单位帮过一次忙，献完血马上给钱给证，还包吃包住，献200毫升血就给了550元钱。”男青年这样热情鼓动道。刘白才明白，原来遇到了血头。
刘白和同学合计了一下，200毫升血对大小伙子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何况能换来500多元钱。于是，这5人便动了心，给男青年留下了寝室电话。
当天下午1点半，这名男青年就给他们打来电话，让他们在学校外面等着。几分钟后，男青年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将刘白同宿舍的8个人接到小红门。在小红门，一个打工仔被另一个血头带上了车。车走到六里桥，没油了。9个献血顶替者在两个血头的带领下一起坐公交车来到草桥村，最后在附近小区里一个叫玫瑰园的地下旅馆住下。
刘白事后回忆说：“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大多是年轻人。看打扮有学生、民工。”玫瑰园地下旅馆阴暗潮湿，一个房间里6张单人床，每张床得挤两个人。晚上，他们要求吃晚饭，一个血头说：“老板不在，没钱，明天再说。”
百人顶替无人被发现
2日早上5点左右，刘白等人就被叫醒。“早饭都没吃，就被血头用一辆大客车和一辆尾号为0310的白色金杯面包车拉到了解放军307医院。两辆车上足有100多个献血顶替者。”
到307医院时还不到上班时间，血头就把100多人分成七八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小血头带领，同时给每个替身发了一张制作粗糙的假身份证。
大约半小时后，一辆中巴来了，刘白等10人在血头带领下上了车。一名打扮像老师的人在车上把10名献血顶替者所持的身份证姓名、号码登记下来，然后给每人发了一张写有献血者所在学校和职务的单子。他随后还叮嘱说：要是有医生问，表现得自然一点，就说自己是丰台一中的老师、职工、保安什么的都行，“里面已经打好招呼了，不会发现”。随后，便叫他们拿着这张单子去排队做检查、验血。
刘白拿到的身份证名字叫“李二兵”，他的一个同学拿到的身份证上名字叫“魏源”，身份证地址是山东省。另一个同学拿的身份证上则写着60年代出生，尽管身份证上的年龄与这名同学的实际年龄明显不符，但在接下来的各个环节检查中，没有一名医生对他们的证件仔细比较并提出疑问。
检查过后，与刘白同车前往的100多人当中只有10多个人没有通过体检。已经通过体检的人被分配给不同的单位，刘白宿舍中有两人被分给丰台一中。刘白宿舍的8人只有5人通过了检查，随后分别以大灰厂中学、大成中学的教师和一个公司的职工身份被采了200毫升血。而刘白在顶替献血时，将所持的“李二兵”的身份证号码输入电脑时发现，这个“李二兵”上次献血的时间离这次还不到半年，按照献血的有关规定不允许再献。
酬金被血头卷走
中午2点左右，采血全部结束，当时在车上做登记的人给每个顶替献血者发了个信封，每个信封装有1000元钱。
刘白等人签字领完钱后，老师模样的人刚走，血头便带着几个彪形大汉把他们围起来威胁道：“把钱交上来，一会儿再统一发给你们。”刘白与同学见势不妙便乖乖地把刚到手的钱交了出去，其余的人争执了一会儿也不得不上缴，只有几个人揣着钱跑了。
收完钱后，血头又用大巴把他们拉到卢沟桥纪念馆附近。在这里，包括刘白宿舍5名学生在内的14个人被一辆金杯面包车拉到十八里店。
随后，几个大血头陆续找借口悄悄开车溜掉，在场剩下的几个小血头则说大老板不在，自己做不了主。到晚上7点，金杯面包车上的14个献血顶替者与欲溜走的小血头发生冲突，献血者才向就近的派出所报案。
晚上11点多，刘白等5名顶替献血的学生回到学校。3日上午，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为几个学生录了口供，并展开调查工作。
学校每年有献血指标
5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丰台区教委办公室一位当时负责组织献血的刘姓工作人员。
记者：此次有多少学校参加献血？
刘：这个我们还没有统计。
记者：那么下到各个学校名额的总共有多少？
刘：总数不清楚，最少的学校有一个，规模大的就多了。
记者：多久搞一次这样的义务献血？
刘：经常有。
记者：现场是怎样验证教职工身份的？
刘：我们是按照文件落实的，要求很严的。
记者：有没有发现顶替献血者？
刘：我们还没接到这样的举报。每年有关部门都要下达一定的义务献血指标，我们再将指标下达到各个学校。目前教委还没有接到举报，如果发现顶替献血的情况，会对学校进行调查落实。
记者还没说完，他称“要下班了”，便挂断了电话。顶替献血现象曾发生
随后记者拨打解放军307医院的电话，输血科一位工作人员说：“此次义务献血活动只是借用307医院的场地，全部工作都是由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负责的。”
记者从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办公室葛姓负责人处了解到，按照有关规定，在义务献血整个过程中，都要查验每个人的身份证件。但如果某人用自己的身份证而不是工作证去体检、验血，工作人员也无法知道该人的真实情况。她表示，当天她并不在场，但“也许在查看身份证时有检测水平的问题，但决不会张冠李戴。”
她说，顶替献血是《献血法》中所不允许的，一旦发现，市、区县的献血办公室将对单位和血头立即进行查处。以前发现的类似问题，献血办公室都给予了轻则取消精神文明单位称号、重则查处罚款的处罚。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非法组织卖血的血头，都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变相卖血成公开秘密
1978年，我国就开始开展公民义务献血活动，与此对应的义务献血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在1998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国家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新的《献血法》堵住了原来的卖血之路，但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的适龄公民参加献血”。
在各地制定的献血实施条例中，对单位组织义务献血做了一些硬性规定。《北京市动员组织公民献血条例》规定：“对连续五年以上超额20%完成献血工作计划的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对那些未完成献血工作计划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完成献血工作计划；逾期仍未完成的，予以通报批评，当年不得评为文明单位。”
而《北京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对此要求更为严格：“凡居住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适龄、健康的公民，均应按本条例规定参加义务献血”“对经过宣传动员仍拒绝义务献血的公民，所在单位可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关部门与北京市区县签订了献血目标管理责任书，在这样奖惩分明的制度下，单位对上级下达的义务献血指标丝毫不敢马虎。某中学的一位政治老师告诉记者，该校有时为了完成献血指标，以高补贴或长休假等形式予以刺激，那些实在不愿意献血的老师，便出钱雇请个别卖血者临时冒名顶替。“反正学校发的献血补贴比请人献血花的钱高”。
“这种单位图省事、顶替献血者和血头图赚钱的现象，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中国输血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称，由于医疗用血的很大一部分还要靠下达行政计划供应，伴随计划献血而产生高额补贴、长休假的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单位便出现了雇佣他人冒名顶替献血的现象，从而使义务献血成了变相卖血。“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途径是，由指令性计划指标献血向无指标的自愿无偿献血转移。当然，这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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