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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营经济的壮大，福建灾荒之年的悲喜，改革前沿广东的重塑，老工业基地沈阳的新生，中部山西能源的两难，西部甘肃工业的尴尬……虽然中国经济变化的速度和复杂的程度往往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快速、稳定、健康发展依然是中国经济大趋势
编者按：
即使是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也无法在一年之前准确预测2003年的中国经济，因为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非典疫情、汇率之争、反倾销浪潮、国企加快重组、民营经济提速……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该怎样去总结即将过去的一年呢？从若干个地区的角度去解读整个国家的经济，也许不失为一种好的角度———所谓见微知著，由点见面。正是这样的初衷，使我们策划了此次报道。
即使是一省之内，2003年经济的复杂程度似乎并不亚于宏观层面。四川民营经济的壮大，福建灾荒之年的悲喜，改革前沿广东的重塑，老工业基地沈阳的新生，中部山西能源的两难，西部甘肃工业的尴尬……都反映了这一点。
进入我们视野的，肯定不是全面的，但一定是值得关注的。通过记者的眼睛，我们试图告诉人们这样一种事实：尽管中国经济变化的速度和复杂的程度往往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快速、稳定、健康发展依然是中国经济大趋势。
四川：民营经济年
如果要问四川人：2003年本省发生了哪些大事？人们可能会列举出一大串，但是，记者更赞同把2003年说成是四川“民营经济发展年”的观点。毫无疑问，在四川省历史上，民营经济从未受到过像今年这样的重视：
早春3月，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和省长张中伟各率一个党政暨经贸合作代表团赴沿海五省市，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4月，高规格的全省“民
营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在成都隆重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前所未有、大张旗鼓地表彰了73名优秀民营企业家、30名优秀个体工商户、17户外地来川投资发展先进民营企业，使众多民营企业和个体户备受鼓舞。
为了推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要突出抓好三方面工作：首先，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和经营范围，消除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除国家和省规定须先办理经营许可证或资格审查以及专项审批外，其他部门和地区规定的一律不准再作为登记发证的前置条件。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领域，凡是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凡是外商投资可进入的领域，都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其次，要完善政策，营造氛围，着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舆论环境。再次，要因地制宜，重点突破，务求实效，做强做大特色和规模。要从实际出发，选准主导产品，形成产业规模。
根据这个精神，会后四川省委、省政府很快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人们欣喜地发现，这份《决定》具有若干政策性突破，是多年来该省扶持民营经济力度最大的一份文件。“一视同仁”、“不得”、“严禁”、“切实”等词汇频繁出现，表现出四川省委、省政府扶持民营经济的决心。
而且，《决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比如，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决定停止收取个体工商户管理费；除国家规定外，省里不再出台新的收费项目；即使根据国家规定要新出台行政收费政策，具体实施方案也必须经过由专家、企业和人大代表等参加的听证会通过；市(州)级及以下各级政府不得自行制定并出台行政收费政策。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开通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对整车鲜活农产品运输，3年内停收过路(包括高速公路)、过桥和过隧道费的优惠政策等等。
据了解，《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实施以后，因停征农业特产税、停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四川省将直接减少财政性收入6.62亿元。再加上3年停收鲜活农产品运输过路(包括高速公路)、过桥和过隧道费，也是一大笔收入。这对于财政拮据的四川来说，做出这样的决策实属不易，体现出省委、省政府扶持民营经济的决心。
此外，四川省级18个部门还制定了与《决定》配套的政策，以把省委、省府的政策迅速落实到实处。
在如此良好的氛围下，四川民间的创业热情空前高涨。据统计，今年1-10月，全省民间投资达到706.5亿元，同比增长55.3%，高出国有单位投资39.1%。目前，全省民营企业已达10.5万户，民企所创增加值已占全省GDP总量的35%以上。在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实现税收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事实表明，民营经济确实不负众望，已成为四川经济的新亮点。
四川省将今后5年民营经济发展预期目标锁定为：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7年，民营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
福建：灾年丰收
蜿蜒的同三线福建段高速公路，穿过崇山峻岭，把福建南面的珠江三角洲和北面的长江三角洲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湾海峡让福建、台湾血脉相连。
福建的这种区位始终让福建的决策者们感到一种危机：长三角经济总量占全国22%，珠三角加港澳占28%，台湾占29%，福建只占4.5%。在刚刚结束的福建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长卢展工语重心长地说：福建过去很多的优势正在缩小或失去，和发达地区的距离越来越大，和不发达地区的距离越来越小，全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中似乎都没有福建的位置———福建怎么办？
发展，始终是2003年福建经济的主线，而更令人欣慰的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正逐步成为福建各级政府部门的共识。
年初的非典疫情，尤其是6月下旬开始福建出现了自1939年以来最严重的持续晴热高温少雨天气，破了四项历史纪录：全省有1／3以上的县市持续十几天气温超过40度，1／3的县市达38度至40度，破历史纪录；7月份全省平均降雨量只有常年的10%，破历史纪录；有57个县持续干旱超过31天，破历史纪录；农作物受旱面积1414万亩，破历史纪录。
面对严重的灾情和困难，福建省各级各部门坚持“组织安排预先、群众生活当先、科学抗灾领先、顾全大局为先，坚持“领导干部要靠前、保障服务须支前、群众利益摆在前、防灾抗灾重事前，全省上下万众一心，奋力拼搏，科学调度，广辟水源，争取外援，基本上保证了城乡居民用电、用水，维护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将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203亿元，可增11%，增幅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增长态势是1998年以来最好的年份。
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和各项改革和建设，都要依托项目拓展，项目是个抓手。
6月28日就在福宁高速公路通车的当天，福建省宁德市对浙江省温洲市的各种招商经贸活动就全线展开。“借高速路打高速发展牌，用温洲人招温洲商！宁德市委书记陈少勇这样对记者说。结果，一场温洲招商节下来，温洲客商签约13亿元，计划在宁德投200多个项目。
靠近广东省的福建东山县，多次到广东开展招商活动。在广东投资的台商谢先生，就是被东山县领导的热情与真诚所感动，到东山实地考察后，一下就被东山优良的投资环境所吸引。1250万美元的“主州环保项目已成为东山县高科技龙头项目，预计年产值1.6亿元，出口2000万美元，上缴税收600万元。
正是由于实施了项目带动战略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等重大举措，今年福建各区市经济增长普遍提速，GDP增速均在10%以上。投资、消费、出口全面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达1500亿元，增长22%左右，实际利用外资48.8亿美元，增长15%；外贸出口207亿美元，增长19%；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可实现1700亿元，增长12.5%。
有人说，2003年是福建的“破障之年，破障之令一个接着一个：大幅度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出台省级基建投资审批综合改革方案；为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出台工业用地优惠政策；缓征部分农业特产税和停征屠宰税，既让农民得到实惠，又促进农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全省各地对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可以先发放执照后履行其它手续；为激活民间投资，福建宣布向民间资本开放除国家有特殊限定之外的所有投资领域……这些推进发展的政策措施，放活基层，放利于民，经济自主增长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比较活跃，改变了多年来民间投资徘徊不前的状况，全省民间投资可达670亿元以上，增长30%左右，拉动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工12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达50.8%，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山西：负重前行
这一年，苦难始终与山西相伴。
先是年初山西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李海仓不幸遇难，紧接着是三月份吕梁地区小煤窑接连发生煤矿事故，伤亡近百人。与此同时，SARS疫情开始在山西大规模泛滥。
8月份，又是阵阵闷响从地表深处传来：从8月11日至18日，山西一周之内又发生了3起重特大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近百。
接连不断的煤矿事故和持续走高的煤炭价格让山西不得不作出一次次审视和选择。8月19日，山西省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下发紧急通知，要求从当日凌晨零点起除省内四大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外，全省所有地方煤矿一律停产整顿。这是一次无奈的充满亡羊补牢意味的选择。直接结果是山西省内众多钢铁冶炼及煤炭深加工企业原料的猝然短缺。这样的境况甚至影响了整个国内煤炭市场的行情。直到今年12月初，我们在对一些企业的走访中，一些老总依然忧心忡忡地说，这样的窘况会一直持续到明年春节以后。因为民工的过节返乡会导致占山西煤矿总量90%强的乡镇煤矿的员工短缺，从而停产放假。
如果说煤炭给山西带来了辉煌，这种辉煌显得如此显而易见，如此张扬，如此不可忽略的话，那么，在它光彩四射的背后则是更多的鲜为人知的落寞和创痛。
譬如，煤炭的过度开采造成的资源枯竭和环境的重度破坏，煤炭的无序生产衍生的安全隐患和资产流失，小煤窑的屡禁不止孳生的腐败和地方财政一劳永逸的依赖等等。对于山西来说，兴也因煤，衰也因煤。这是一个让山西人爱恨交加的情结。
12月1日零时起，华北五省、市、自治区联合治超大行动开始。对于山西来说，这又是一个与煤息息相关的话题。有统计资料显示，山西煤炭外调量占全国省区煤炭净调量的80%，对于山西这样一个内陆省份来说，公路无疑是晋煤外运的唯一途经。然而多年来当一辆辆大型超载车隆隆驶过的时候，山西的交通部门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1条设计使用15年的公路，如果行使车辆超载1倍，其使用年限将缩短90%，也就是说，只能使用1年半，在山西境内有许多公路在使用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即出现大面积翻浆、爆裂等情况。
现在，我们从各方面的统计资料看治超行动在山西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窘境：治超限制了运输户们“不超不赚钱的实现，运输户大批停运，却导致了有部分外省城市用煤出现短缺的消息出现，这又是一个让人尴尬和两难的境地。当然，我们相信这种尴尬是短暂和易解的，它只是协调和平衡中一次交互的堵塞与偏离罢了。
然而，我们更多的却是不得不意识到：煤对于山西和山西的煤对于全国来说它的不可或缺和左右为难。
如果山西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了自已的资源的话，它的前途无疑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种审视和定位又显得如此艰难，这其中有内因也有外因。当然山西已经在一次次地观望自己身下这一望无际的沃土，但是这种目光又是如此多变和微末。
2003，当山西从种种困境中走过的时候它依旧是乐观的，因为它还有引黄入晋的竣工，大运高速公路的全线通车等等，但是在面对最能代表山西本质的晋煤的时候，却变得爱恨两难。
如果说这是一次嬗变中的彻心痛楚，那么它的体验将显得别无选择，如果这只是一场成长中的苦难经历，那么我们预祝它的未来多几分审视少一点苦痛。
珠三角：重新定义
2003年11月，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确认并阐述了“泛珠三角”计划。这一概念的提出，成为广东甚至是中国年度经济的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甚至可以这样来认识，广东省先前的诸多经济活动都是为此概念的提出做着长篇的铺垫。
比如逐步启封、释放政策层面的创新对未来经济的引导和支持。客观地说，广东近十年来在政策理论研究上没有太大的创新与突破。张德江在谋划泛珠三角经济圈问题时，曾经做过批示，要求要虚实结合。其中的虚就是是指多加研讨，意图在理论上寻找依据。
再比如今年以来实施的县域经济推进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文化大省建设、CEPA的最终签订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为泛珠三角概念的提出做着预热和路演。
纵观来看，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提出应有以下五大背景：
一是世界上的经济发达的区域基本上是沿海城市经济带，以一个城市为龙头，带动一批城市发展并最终形成一个经济圈，目前的中国已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经济圈并存的格局，三大经济圈有望在竞合过程中继续演进并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是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作为中央政府来说不仅看到广东本身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更寄望于广东的发展带动其周边省区的经济融合与共同发展。
三是广东深感长三角的竞争压力，经济排头兵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尽管今年上半年广东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额、社会商品零售额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总量值虽然保持了全国第一，但增速、人均GDP均丧失了领先的地位。
四是CEPA和东盟贸易区的签订，给“泛珠三角”概念的出台提供了想象空间和政治驱动力。随着CEPA的签署，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中缅公路、泛亚铁路的建设，珠三角获得了空前的向西、向南拓展的经济腹地与发展空间。
五是区域间经济发展谋求互补的理想。谋求发展是任何一个经济区域的愿望，而透过区域合作得到发展自然是一种理想。在泛珠三角经济圈中，有着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其发展不平衡；与此同时又有着丰富的资源，特别是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有着丰富的水利和矿产资源；这些城市的互补性极强，特别是广东与其他城市的互补性，再加上香港与澳门，呈现出了整体的互补性。
泛珠三角经济圈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根据规划，“泛珠三角”所指的实际上是沿珠江流域的省份进行合作，以谋求共同的发展。9个省区加上香港和澳门，其面积和人口占了全国的五分之一，人均GDP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泛珠三角经济圈在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里都将赋予重要的战略意义。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4242万省际流动人口中，流入广东的有1560万人。形象地说，每三个省际流动人口中，就有一个是流入广东的。2002年，在广东务工的外省人员达1200万，这还仅仅是一个保守的统计。
数字的说服力无懈可击。广东的带动效应也似乎隐约可见。但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难，也将考验提出这一概念并力图将之实施的政府。
目前看来，泛珠三角经济圈至少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一是区域间协调机制是否能够协调区域间竞争的问题。泛珠三角最终的理想是要完成对各区域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根据各地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等情况制定相应的产业布局，并根据这一布局来配置资源，以形成互补。但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GDP是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当他们在面对项目竞争与分配时，区域间协调机制将可能遭受到最严峻的考验。
二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是否对这一概念感兴趣。政府提出的意愿是好的，但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他更看重的是实际回报，是资本本性的要求，而非政府的意志指导或干预。
三是泛珠三角经济圈要区别好宏观规划或调控与“计划经济”。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可能还体现在避免重复建设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重复的建设哪有市场竞争的存在？
就目前来说，有专家就此提出过要借鉴欧盟的经验，利用市场、法律及社会契约等手段进行调节和约束。也许该专家的建议在理论上切实可行，但这种西洋经验显然还要经受本土化历程和国情、省情甚至市情的考验。
对泛珠三角这一概念的变现更具实际意义的一点是，何不成立一个由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媒体从业人员等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就珠三角经济圈的各个城市的经济现状、产业布局、资源优势、营商环境等进行一次细致、量化的摸底调查，而后形成调研报告和建议，广为发布。这可能对那些正犹豫不决，手里捏着大把钞票却不知道往哪里投资更好一些的企业家，来得更为实际；也为泛珠三角经济圈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去规划和布局，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
甘肃：尴尬工业
“工业强省”从口号到行动，正在贯穿甘肃省上下。现在，抓项目、壮大国有经济的种种，都可以是这一行为的注解。承认落后需要勇气，加速发展却不仅仅是勇气或行动本身就可以决定的。寄希望于通过工业发展而推进全省经济战车的甘肃省，其实在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带来收益的同时，至少在今年还不得不接受一头雾水的尴尬：尽管已经是在全力推进，甘肃省的工业发展还是不那么显著，甘肃工业的增速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西部地区部分省区市。
据统计，1-10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318.18亿元，同比增长12.56%，是近年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最快增长。但是，与全国同期16.7%的增长速度相比，差距有4.14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位居第27位；即便在西部12省区中，甘肃省位居第9位，仅高于新疆、西藏和云南。
肯定不是战略的问题，那么，甘肃工业增速缓慢的根源在哪里？
对此，甘肃省统计局工交处就甘肃省与全国、西部省区的工业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全省工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资源型的原材料、能源加工生产为主的产品结构，国有及国有控股为主的所有制结构，民营经济总量有限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缺乏，是甘肃省工业生产低于全国和西部地区其它省份的主要原因。
记者从有关统计数据看到，甘肃省重点培养并充当省级“甲级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其生产能力依然呈现下降的趋势，今年未能发生改变。
2003年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48.16%，增长14.1%；而甘肃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77.86%，增长11.72%。
另一方面，目前的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仅有39户，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3.23%，增长9.86%。全省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所占比重低于全国23.91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低9.84个百分点。
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表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过高，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所占比重太低，而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甘肃省工业增长速度与全国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自然的原因，以及资源本身的问题，致使甘肃省在支柱产业的培育上难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据统计，在全国工业的主要支柱行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工业，共完成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3.31%，增长28.47%。但是，甘肃省在这五大行业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14.75%，增长23.66%。其中，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两个全国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支柱行业，在甘肃省所占的比重却十分有限。
尽管如此，甘肃省还是具有自身特色的行业。这几个最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统计显示，这5大行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59.95%，其工业总产值增长15.81%。与此同时，全国上述5个行业的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06%，全国5大支柱行业的比重，高出甘肃省28.56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出甘肃省4.8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以甘肃省支柱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来看，目前尚难以成为甘肃经济的“顶梁柱”。
沈阳：春天来临
已下了五场雪的沈阳，12月份中旬完全步入了寒风凛冽的冬天。然而在这个东北的重镇沈阳在这个冬天里却到处鼓荡着暖人的热流，如春风化雨激荡着人们的心灵，荡漾着春的冲动。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下已形成这样一个“定式”：全国看东北，东北看辽宁，辽宁看沈阳。显然这是由于沈阳作为东北的重工业城市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
其实辽沈大地的人们，在今年冬季还没到来之前，就早早地感受到这一“春”的萌动。温家宝总理今年3次在东北的讲话，“振兴东北”，已成为主旋律，使得一些国企的老职工无不动情的说，从没有像今年这样兴奋过。
据了解，截至11月中旬，沈阳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9.4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2.5亿美元，引进500万元以上的国内企业1272个，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呈现10年来最高增幅，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亦名列前茅。
陈政高市长说，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温总理提出“四新”方式。我理解“四新”，就是用改革的办法，开放的办法，市场的办法。而不是再按原来的办法，老是和中央要钱、要项目、要物。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需要的自力更生，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推动东北的振兴，另外通过开放的办法来筹集资本，来开发项目，通过体制创新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通过企业的改制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而不是中央给多少钱、多少物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有按市场的办法、开放的办法、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而不是等、靠、要。这是坚定不移的振兴之路。
11月21日，沈阳市副市长王英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家座谈时，就开放的领域和开放的决心表示说：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领域都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就是民航和飞机制造等都可以和民营企业合作。只要民营企业家看好的，哪怕是只看好一个车间都可以谈。债权、债务可以剥离出来，政府先背着，多余的人员也可先甩出来，政府背着，不良资产都可以甩给政府，只要是能快速发展、能创造效益、能有市场，一切都可以以民营企业家为主。
王英副市长的这一表态，被很多民营企业家视为沈阳对外开放从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同时这一表态，也被看做是“振兴东北”中最实质性的“优惠”。
“振兴东北，沈阳先行”，人们已听到东北人那快捷、有力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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