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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30年中期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以尊重实践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从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迅速改变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把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从思想认识上和理论上为全党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树立了一个普遍的、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原则。
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一方面重申“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提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而“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等等。这就从问题的两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为全党从理论上概括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必须遵守的原则。
从1930年毛泽东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开始，到1938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8年来的艰辛奋斗，为实现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进行思想路线的教育，从经验的梳理与理论的武装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成为毛泽东思想中最具有中国特色、最富于独创性的一项理论贡献。
1941年毛泽东为准备这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做出了两大举措。一是把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农村调查汇集成册出版，并加写了序和跋，强调“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认为调查工作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离开它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就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制定政策。二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一篇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有切肤之痛，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檄文。报告通篇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为指引，总结经验，揭露思想路线的分歧，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报告对全党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报告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不是偶然的。
当然，思想问题的解决需要经历一个反复学习、反复认识的过程，绝非短时间或一二次集中批评就能奏效的。更何况这些思想问题涉及党内的路线分歧，关键人物又都是身居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支持者还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又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其难度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虽然措词尖锐，批评严厉，但报告在高级干部中并未引起强烈反响，宣传阵地也未予报道，报告的影响远未达到应有的要求。正如毛泽东在两年后估计的那样：“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这说明，从思想上分清路线是非，仅有5月的报告还不够，还要有学习党史、总结经验这一条，还要让历史文献来证明，还要把这些作为九月会议的内容来讨论。正如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指出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这也说明主观主义在思想上的流毒较之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更顽强，更难以克服，需要花更大的气力。而纠正它们的办法，毛泽东强调是“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是“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既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九月会议在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像王明那样坚持错误，扬言要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的顽固态度受到孤立，成为“众叛亲离”的典型。这次会议为1941年冬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1942年初全党普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准备了条件，起到了动员和示范的作用。
由于整风学习始终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学习内容和指导方针明确，时间充裕，进展有序，逐步推开，由延安而推向各根据地，由高级干部而推向全党，对于好的经验和成功范例能及时推广，把学习引向深入，对于一度产生的偏差和迷误能及时纠正，避免错误继续扩散。特别是这次整风学习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展开，历时6年多，不仅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普遍解放思想、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无前例的创举。如果把这一创举同当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与中共中央的几个重要决定联系起来考察，其意义之重大和深远就更为突出了。1941年毛泽东为重印《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随后他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上述文件倡导的一是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二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而反对的是在学习中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是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同时，毛泽东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哲学高度提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论断，既是对他自己和领导集体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深化与概括，也是为全党投入整风学习提供的锐利武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又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正确解决党内高层领导思想路线的问题，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马克思主义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不断创新和发展，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学习的必要性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靠山坚持错误的彻底破产。
综观整风前为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而进行的思想教育和开展整风的全部过程，是以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教育运动，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毛泽东多年来为更换党的思想路线而作出的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成果，对取得全党认识上的一致和团结，是一次持久的创造性的、极其细致的学习活动，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共识，也必然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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