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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问题插手者众，又多幕后活动，因而既复杂多变，又模糊不清。回顾2003全年的中东和平进程，依然步履维艰，未见突破。
“路线图”计划今年新鲜出炉，且是迄今巴以惟一认可的和平方案，应是解决冲突良 机。但以色列坚持“反恐”，强调“安全”；巴勒斯坦要求先停止侵略与占领，数月实践，双方均无意主动、怕让步不得应有回报，于是指责、暴力难绝，互信基础难建，终至搁浅。库赖新政府11月中旬诞生后，停滞的中东和平渐趋“热闹”，但它绝不会是坦途。11月19日安理会通过支持“路线图”计划的1515号决议；再加上美国坚持它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和平方案，因而今后或许它仍将主导中东和平进程。
继10月12日非官方《日内瓦倡议》草签后，又有“人民之声”和平计划产生。继11月23日宣布有单方面行动计划后，沙龙12月18日提出“分离计划”。这些巴以寻觅新途径的努力不管动机、意愿如何，除表达早日结束暴力冲突的希望外，也说明“路线图”计划政治上确有“真空”。
2003年外力对中东地区的作用相当强大，特别是引发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局与政策发生了变化，更影响了巴以及和平进程。巴以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许正蕴藏于双方深层次的变化之中。
巴勒斯坦人“阿克萨起义”是2000年9月28日开始的。当时戴维营会谈失败，巴解组织决定恢复武装斗争作为争取独立解放的手段之一。但“9.11事件”及随后的国际反恐，使巴勒斯坦武装抵抗不再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相反，自杀爆炸还被斥之为恐怖行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也被美、以等明确定位为恐怖组织。
阿巴斯政府安全部长达赫兰在起义三周年之际强烈批评“抵抗活动军事化”，指出武装暴力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斗争，阻碍了实现独立的目标，并谴责激进组织没认清并紧跟国际形势变化。他的看法在巴勒斯坦未必全合时宜，却代表了一种新思潮。
其实巴勒斯坦最高领导层今年似乎一直在思考、探索并调整着如何从事巴勒斯坦民族斗争、实现建国大业的策略。从阿巴斯政府到库赖政府出现的种种波折，看似巴勒斯坦的权力之争，是“法塔赫”内部的危机，但却无不表现出他们避免分歧的愿望，寻求统一的无奈，以及思想认识层面的斗争正在引向深入。不可否认，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至少正在高层领导的思想深处发生着激斗与变化。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内部也在变化。“哈马斯”等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民调支持率并不高，认为“自杀爆炸有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巴勒斯坦人相当之少。内外环境逼迫“哈马斯”领导人之一的郎蒂西于11月2日首次表示它有可能停止袭击以境内平民；本月中“哈马斯”又开始探讨加入巴解组织的可能性。这显示部份“哈马斯”成员的立场有所软化。巴勒斯坦内部统一领导机构、立场和行动纲领，已成为库赖政府正在积极争取的重要目标。
以色列国内今年也在发生激烈深刻变化。沙龙上台以来对巴勒斯坦人“以暴制暴”的强硬军事镇压政策越来越受到质疑：既有国防军总参谋长亚阿龙的批评，又有普通士兵拒绝执行命令，还有情报机构前高官反对占领，更有政界理论界人士呼吁和平。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政策的谴责，特别是美国要求其主动执行“路线图”计划的承诺，迫使以色列时近年底不得不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一些相对软化的政策，有意恢复谈判，以减轻来自各方的压力。但同时沙龙也受到国内与联合政府内极右势力的威胁与压力。
以色列国内左翼和平力量已走出低谷并开始活跃，他们反对扩大犹太定居点、建造隔离墙，要求撤出巴勒斯坦领土，希望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存。这样的呼声、集会与示威明显增多且影响日大；从被占领土撤军正被更多以色列人所接受。再加上以色列经济、社会危机严重，允诺的“和平”与“安全”根本无法兑现，沙龙民调支持率与当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他正在为摆脱日益严重的国内外压力而苦寻良方。可以说这些变化使沙龙及其右翼联合政府同样面临着新的政治危机，甚至有垮台可能。
围绕巴以问题的国际努力临近年底明显增多：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恩斯和副助理国务卿萨特菲尔德穿梭中东；《日内瓦倡议》正式签署及鲍威尔国务卿会见两个非官方和平计划的制订者；埃及外长访以以及主动介入调停；巴勒斯坦人之间举行“开罗对话”；罗马召开援助巴勒斯坦国际会议及欧盟一些外长的中东之行。巴以总理即将举行会晤，以及制订“路线图”四方下月又将开会，均给人以遐想与期盼。但这些“松动”与“行动”看来都不会取得即时效果，打破巴以僵局尚需时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作为手中握有牌且占领土地的一方，以色列占主动，在解决冲突时它也更应采取主动。
美国和以色列抛弃阿拉法特与最终解散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立场没有根本变化。“哈马斯”等反对承认犹太国家存在的一切和平计划的极端立场也没有根本变化。库赖当局既要满足美国要求，又要平衡于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抵抗组织之间、周旋于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却苦无出路的情况同样没有根本变化。2004年是美国大选年，“路线图”计划难保不受冲击。记者只能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析的”来总结今年的巴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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