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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的审判，这位封疆大吏的昏庸害民之举被披露，以致近期对“昏官”现象的口诛笔伐日渐猛烈，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更撰文提出，“昏官比贪官更可怕”！
今天的检察日报就此刊发署名“覃匡龙”的文章，呼吁让治理“昏官”的制度更硬一点。
且不说王怀忠的贪，光说他的一个“昏”，就够让人愤恨难平了。据报道，王怀忠在任安徽阜阳市委书记期间，大搞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为图业绩，他想当然地把阜阳“九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目标定为22%，而同期阜阳的GDP实际增长率仅为年均的4.7%。为追求“形象工程”，他又搞出“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建大型机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噱头，仿佛回到了“大跃进”时代。如此好大喜功，“拍脑袋”行事，真是“昏”头到家。
文章说，当前我们关注得较多的是对贪官的打击，对于“昏官”就显得手段乏力。殊不知，“昏官”比贪官有更大的隐蔽性，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周志忍教授给我们勾勒出“昏官”的“画相”：好大喜功图增长，用“大手笔”支撑大牛皮，借政绩工程造势，劳民伤财吃子孙后代；瞒上欺下，一意孤行，目无党纪国法；无中生有，数字游戏，弄虚作假造英雄。
“昏官”之所以爱使“昏招”，是因为他们尝到了“昏”的甜头——无能无才，碌碌无为，一样稳坐官位；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见成绩就抢，见工作就推，丝毫不影响仕途进步；而大搞“政绩工程”，尽管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他们却收获了政治美誉和更大的官帽。
当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治理“昏官”也是用心良苦，先后出台了大量法规文件。去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对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提出了明确细致的标准，“必须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各地也相继通过立法治理“昏官”。今年11月，四川省出台《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对盲目决策、严重失职、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等9种情形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干部要引咎辞职，拒不辞职的要免去现职。
文章认为，对“昏官”的治理，当前我们的制度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原则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不强，教化多于惩戒，无形中给“昏官”们留下了诸多回旋余地，于是，“交学费”成了“挡箭牌”，集体决策为盲目拍板作了“遮羞布”，更严重的是，“昏官”们还找到了“贪”的一个好途径。
治理“昏官”，首先要树立“为官无功就是过”的思想。对于“昏官”，要敢于动真格，要强化制度刚性，敢于对“昏官”说不，坚决让“昏官”下课，不给“昏官”丝毫借口。同时，要精于制度细节的设计，要脚踏实地关注技术细节，制定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考察标准，形成领导干部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
当我们的制度不再给“昏官”逍遥的空间时，那些满足于得过且过，数字造假的官员们，就该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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