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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人民日报》读到鲁先圣同志一文，读到共和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同周总理商量，建立了国家文史研究馆，聘请一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士任馆长、馆员。这个时候杨开慧的密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到了毛泽东，也想到北京去当文史馆的研究员。李淑一大概没有想到，她给当时的毛泽东出了一个难题。毛泽东在1954年3月2日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另一封信是天津人民熟知的毛主席1964年7月29日写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信中说：“《天津日报》报头写得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两封信时隔10年，内容也截然不同，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伟大、质朴、谦虚的精神，体现了毛主席尊重别人，包括自己的下级的作风。寥寥数语，可谓字字珠玑，道出了为人为文之道。
其一，毛主席身为党和国家领袖，却连一位烈士遗孀、妻子密友的“后门”也不得不婉拒，原因是“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由此可知，毛主席举荐被拒，已不止一次，所以“未便再荐”，拟从自己的稿费中帮助李淑一解决困难，又顾虑李能否接受，故而转请杨开智先生先征求李本人意见。这充分表现了他既关心人又尊重人的态度。
其二，毛主席身为党和国家领袖，对他的下级的信中，竟用了“拟重写过”。我以为这个“拟”字大有学问，因为“拟”含“打算”之意，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不知可用否？”完全是商量的口气，让自己的下级决定是否可用。尽管毛主席写的报头已经很好，却说，“如不可用，再行写过”。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却提出“再行写过”。这是何等谦虚，何等严格要求。我们报社同志学习毛主席这封信时，曾用他老人家谦虚谨慎“再行写过”的精神，激励大家永远谦虚谨慎，在工作上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由两封短信，使我联想到毛主席这位举世无双的军事家在领导革命战争中的高超艺术。他不仅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运筹帷幄之中，而且亲身参加战役指挥；不仅是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家，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实战指挥家。这一点，在古今中外军事家中无与伦比。但即使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他也虚心征求战场指挥员们的意见。他亲自起草的电文，最后总不忘写上“熟筹见复”“视情况酌定”等字句。为此，苏联顾问曾惊异地问聂荣臻将军：“这叫命令吗？”聂荣臻将军说：“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领导打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
聂帅回答得一语中的！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领导艺术却有共同之处。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并善于运用毛主席领导战争的艺术，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会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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