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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规划研究课题首次公开招标
经济学家胡鞍钢最近很忙，因为他接受了国家发改委的委托，正在承担“十一五”规划中的一项课题研究。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也通过公开招标，承担了“十一五”规划中“金融改革、国有经济控制方式与地区协调发展研究”的课题。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国家5年规划研究课题，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在很多人看来，这代表了国家重大决策机制的巨变。
此次中标的56个课题，是从国家发改委收到的350份“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投标申请书中产生的，内容涉及经济、环境、人口、教育、社保、资源等方面。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即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这些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益进步，政治的日益民主，舆论的日益开放。”
“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民”
回顾新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胡鞍钢认为，重大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三大决策失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频繁的政治运动，延误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急于求成，多次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经济布局比例严重失调，被迫实行重大调整；人口政策失误和不适当的经济政策，导致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盲目增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至少需要半个多世纪才能逐步消除。
胡鞍钢说：“在那个时代，重大决策大都是由主要领导同志决定，有非常成功之处，也有重大失败之处，这是当时决策机制的重要特点。实际上，在不少决策失误中，事先或事中并非没有不同甚至反对意见，有的甚至还很强烈，但是，这些意见受到了压制，有的甚至演变成严酷的政治斗争。马寅初等因主张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严厉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
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决策机制开始向集体决策。
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首次提出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创见。他还强调，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决策制定方面，除了邓小平发挥核心作用外，党的集体领导成员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重大决策比较成功的时期，即使有失误也能得到及时纠正，显示了决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领导多次表示，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专家，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其中，不仅有国内专家，还有国际方面的各类专家。这个时期，可以视为‘咨询决策时代’。”
在胡鞍钢看来，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新一届政府的突出特点。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国务院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
人人皆可建言献策
作为一个积极参与建言的国情专家，胡鞍钢早在1998年2月就发表了他的第一份国情报告《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当时，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
在他看来，国情报告的宗旨是“认清国情，关注民生，积极建言，影响国策”。报告集中在民生问题，内容涉及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农民收入、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平问题等。
据胡鞍钢称，上届政府(国务院)对国研中心提供的37份报告，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领导人批示39次。而本届政府执政一年来，国研中心的报告也得到了多次批示。
1998年，胡鞍钢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特点及方向时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决策机制的变革，包括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以及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胡鞍钢对记者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从经济学上看，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无论是运用市场机制还是由政府决策，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风险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既可以导致市场失效，也可以导致政府失效或政策失效。
而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加上外部形势变化迅速，我们不可能有什么英明远见，也不可能有什么灵丹妙药，这就需要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
胡鞍钢当时就建议：建立高层智囊团或顾问委员会，就重大战略问题和政策制定问题作深入研究；改进政府政策分析机构，有效吸纳优秀人才；建立非官方的、独立的国情调查和政策考察机构及网络，专门负责收集资料，从事综合国情分析，对重大政策进行考察和评价，提供各种重要的知识信息；鼓励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内部辩论和公开讨论，增加新闻舆论对公共政策讨论报道的透明度等。虽然这不是中国政治改革最好的目标模式，但却是适宜的模式，它会形成中国政治改革的自身发展与演进的逻辑。
回忆起进出中南海的日子，胡鞍钢说，可以感受到领导人更加开放的胸怀。他本人先后两次参加了由朱镕基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朱镕基总理鼓励专家们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是争论，而不是以前的一言堂。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温家宝担任新一届总理之后，我先后两次参加由他主持的专家座谈会。温总理对我们提供的国情报告及资料作了多次批示。我还先后参加了由吴官正同志主持的两次廉政建设座谈会，就建立国家廉政体系、遏制腐败蔓延提出建议。”
2000年4月，胡鞍钢发表的关于二滩水电站的一份报告，被认为是他所撰写的影响最大的一份咨询报告。“我们上报后，朱镕基同志马上作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每日要闻》摘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此后，中央领导多次讨论二滩水电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催生中国电力改革的因素之一。”胡鞍钢说。
2003年4月13日，胡鞍钢执笔撰写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一文，次日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他说：“这是较早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递交的有关如何处理SARS危机的报告，提出9点建议，后来也陆续被采纳。到6月底，我们已经连续编发了32份关于SARS的研究报告，密集性地向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决策知识和决策建议。”“作为一个积极参与献策的知识分子，当您的建议被采纳时，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记者问胡鞍钢这个问题时，他笑着回答：“不是满足个人的成就感，而是公共政策能否满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胡鞍钢说，当学者提供具有“公共知识”性质的咨询时，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对公共政策产生良性效应，才会强有力地影响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某些学者仅仅形成个人认识和见解还不够，应该主动影响决策者，使之成为决策者的共识，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他把这一过程称为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贡献的过程。
他认为，从历史的高度来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学者，就一定要以知识来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观念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让这些知识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马寅初等老一代学者的经历不同，我们这一代学者有幸赶上了人类最大规模的改革与发展时代的机会。”胡鞍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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