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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发现权”申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西安市临潼区杨培彦、杨文学、杨新满3位农民代表9名兵马俑“发现人”先后向秦俑博物馆和陕西省文物局递交申请书，要求确认他们的“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未果之际，日前，临潼区水利工作队也向秦俑馆递交了申请，要求对该队的孙定谋、赵有科等人的兵马俑“发现权”给予确认。据了解，以“申请报告”形式要求确认“发现权”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当事人纷纷要求确认“发现权”
临潼区杨培彦3位农民在去年12月10日递交的《关于“秦俑发现人”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中，要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确认他们与杨交学、杨志发、杨文海、杨彦信、杨宜州、王普治等9人在1974年春打井时发现秦俑这一身份。一是向他们颁发“秦俑发现人”证书，确认他们的“发现权”；二是要求该馆在兵马俑一号坑简介文字中将“当地农民打井发现”中的“农民”，改成他们的姓名。
66岁的农民杨新满说，《秦陵秦俑200问》一书和《秦俑发现记》等文章对他们9人发现秦俑的过程均有记载，但至今，他们的“发现人”身份仍未获政府部门确认，导致至今没有获得表彰和奖励。9人中，杨文海、王普治、杨彦信等5人已离开人世，他们生前都强烈地表达过这一愿望。由于没有政府方面的“认证”，近年来关于“谁是秦俑发现人”的争议不断。除了他们9人外，当时文化馆的一位同志后来经过媒体报道后，成了“秦俑发现第一人”。现健在的4名当事人年事已高，如果哪一天谢了世，这段发现秦俑的历史恐怕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临潼区水务局水利工作队书记郝继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74年春县上开展“打井运动”，打井办技术负责人孙定谋指派技术员赵有科，去下河村帮助群众选井位，而兵马俑的发现井位就是赵选定的。当井打到2米多时，赵有科发现挖出了瓦人头和烧毁的木头，就立即让暂停打井，返回单位汇报。当天孙定谋等赶到打井现场，看到火烧木头后的痕迹和陶制的瓦人头及碎片。孙定谋让停止打井，并让赵有科和文化馆联系。今年4月，85岁的赵有科去世了，生前一直要求单位领导出面找有关单位，确认自己的“发现人”身份。
如何看待和界定“发现权”
此事在陕西省文物界、法律界引起了强烈关注，但对于如何界定尚存在着争议。秦俑馆认为，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由本馆来做这方面的资格认定也没有依据。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周魁英处长认为，9位农民等要求确认“发现权”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其申请的形式和内容难以找到法律依据。他个人认为，文物的发现应该是指发现了文物和发现了文物的价值，两者属于并列关系。9位农民无疑是发现者之一，而其将文物交给文物部门及时认定价值，文物工作者也应是发现者之一。
陕西法律界对此也存在着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发现权”在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应该依法给予认可；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农民等人的“发现权”应该得到保护，但“发现权”是首次提出，与民法中所言不同。西北政法学院杨巧副教授说，如何界定“发现权”在目前的法律上还是一项“空白”，但作为公民的民事权利，这一“发现权”及“署名权”应该给予维护。以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毛嘉兴律师为代表的一些律师则认为，民法方面对于“发现权”的规定，只在于发现科学规律，揭示事物本质，对应的是知识产权领域。而文物“发现权”是指发现文物的单位或个人，在发现文物后及时上报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由国家给予适当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的权利。这与知识产权领域的发现，有明显的区别。
毛嘉兴认为，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虽未明确提出“发现权”概念，但却有奖励与惩罚的规定，因此，农民等人的要求是基于文物保护法精神鼓励规定的合理合法主张，应当给予支持。秦兵马俑闻名于世，发现人功不可没，文物主管部门应该为其颁发相关的发现证书。
杨新满等农民表示，他们的要求如没有结果，将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目前他们已委托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准备代理诉讼。西安市碑林区法院法官窦春育认为，此事如提到诉讼上，应属于一起新类型案件。兵马俑发现至今已经29年了，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简单看时效是过了，但时效是依据“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犯”开始算起的，到底起止日如何来确定，还需要足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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