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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白卷英雄”奋发拼搏张铁生今成千万富翁
张铁生起诉杂志：白卷英雄成千万富翁报道失实
张铁生起诉杂志真相追踪：杂志记者发表看法
背景
2003年10月，湖北《打工》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该文章引起当事人张铁生强烈不满。12月25日，张铁生以侵权名义将《打工》杂志及该文作者程龙华诉至沈河区人民法院。其间，沈阳一家媒体又发表报道，称程龙华的采访采取了欺骗手段。
12月31日，本报刊发《张铁生起诉〈打工〉真相调查》一文，将本报记者从多个侧面了解到的事件发生前后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
2004年1月1日，《打工》杂志记者程龙华就此事发表声明，表示关于其文中所写是否属实“相信法律自有公论”，并表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有权用笔写下我眼中的真实，广大的读者也有权知道这个真实。”
张铁生再次被推到“前台”背后
关于张铁生的相关报道继续在升温。不知这是否是张铁生的“失算”：满腔愤怒化为一纸诉状，换来的却是生活的加倍躁动。
本报继推出“张铁生起诉〈打工〉真相调查”、“《打工》杂志记者程龙华发表看法”二篇文章后，又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了此事件的几名知情人，他们披露了《打工》记者程龙华采访张铁生的具体细节。
选题“害”了张铁生
据知情人介绍，2002年12月，沈阳一家报社的记者向《打工》杂志编辑(记者)程龙华反映，“曾经的‘白卷先生’张铁生，现在沈阳的一家企业工作，生活很富裕，这个选题是否适合《打工》杂志”。程龙华就此请示了〈打工〉杂志的领导并得到支持。程龙华当即与沈阳提供线索的记者联系，约他采访张铁生，说如果张铁生能接受采访，稿酬从优。于是，这名记者尝试着与张铁生联系。张铁生态度鲜明，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位记者放弃了，告诉程龙华自己没有采访到张铁生。程龙华于是向领导作了汇报。之后，杂志社发动〈打工〉的其他编辑利用各自的作者群联系张铁生。2003年年初，〈打工〉杂志的一些编辑陆续来沈阳寻找能联系上张铁生的作者。据了解，当时〈打工〉杂志的编辑几乎找遍了辽宁所有的“写手”，不过始终未能如愿。
2003年7月，程龙华改变战术，开始通过外围了解张铁生的人生经历。程龙华通过朋友获得了在葫芦岛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杨某的电话，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商谈采访张铁生亲属的事情，希望从张铁生的亲属口中了解张铁生的人生经历。杨某曾是〈知音〉集团所属刊物的“实力派作者”，因为张铁生是葫芦岛新城人，程龙华约他共同采访张铁生。按约定，程龙华与杨某共同负责采写张铁生稿子，如果文章通过终审，《打工》杂志按每千字四百元支付杨某稿酬，能发表6千字左右。
2003年7月中旬，两人费尽周折，在葫芦岛找到了张铁生的弟弟，但张铁生弟弟的答复是“拒绝采访”，张铁生曾表示过，“我的亲人也不能接受记者采访”。程龙华想通过侧面采访张铁生的愿望就此夭折。
程龙华没有放弃。程龙华听说，在辽宁日报所属的〈半岛晨报〉做记者的王冬梅与张铁生相熟。于是，程龙华又与王冬梅联系，约她采访张铁生。王冬梅没有拒绝，不过也一直未拿出稿件。
总部出马“曲线救国”
本报记者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打工杂志进行了大半年的约请,但各路作者均没有成功采访到张铁生。程龙华于是决定独自到张铁生所在的禾丰公司沈阳分部试试看，但到沈阳后,程龙华没有见到张铁生。程龙华又到公司的总部北京寻找张铁生，在北京公司的董事长金卫东接待了程龙华。
金卫东向程龙华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情况，也介绍了张铁生作为公司股东的一些情况。采访还算顺利，程龙华回到武汉〈打工〉杂志后，撰写了一篇稿件，主标题为“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为百万富翁”，副标题为“为禾丰公司董事长讲述张铁生的打工故事”。但这篇文章没有通过三审，原因是“缺少感人的细节”。
程龙华又与禾丰公司董事长金卫东联系，并要来了张铁生家中的电话。当天晚上，程龙华从武汉将电话直接打到张铁生的家里。据说，张铁生当天晚上很兴奋，在电话中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沉沉浮浮”。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张铁生自己没有想到，他“认为的聊天”变成了采访，变成了铅字，变成了网文。
据一些知情人介绍，程龙华对金卫东和张铁生的采访都有录音，是不是在张铁生不知情情况下录的，目前不得而知。与张铁生的“率性”相比，打工杂志历时一年的采访和运作显得颇费心机。
曾经在“政治至上”的社会成为风云人物的张铁生，在商品社会里，再一次被推到前台。
后记：2004年1月5日，本报记者利用一天的时间试图与《打工》杂志执行副总编钱钧取得联系，听取其对于此事的看法，不过对方电话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听。5日下午2时许，记者终于拨通了钱钧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端一位男士说，“我不是钱钧，钱总去《知音》集团开会了，明天可能在”。记者向他询问《打工》杂志的传真号，想将采访提纲发给钱钧，但他回答，“我不知道〈杂志社〉的传真号，要采访还是同钱总本人联系”。记者询问钱钧的手机号，他仍然说不知道。当日下午4时许，记者拨通了〈打工〉杂志执行主编王应鲲办公室的电话。她说，“你们不是已经发过稿子了吗？为什么替张铁生说话？”。记者问她的观点能代表〈打工〉杂志吗？她说，“我们的观点，在网上可以看到。”下午5时30分，记者联系上了一位〈打工〉杂志的编辑，她说，“我们杂志的领导开过会，不许将领导的手机号告诉沈阳的记者，只要看到沈阳记者的电话，一律不接”。
2004年1月6日下午15：47分，本报记者与程龙华取得联系，他已经收到了本报传给他的稿子。程龙华说，"杨某本来就是我们(《打工》杂志)的作者，我只是和杨某约稿，没有和他一起去采访张铁生的弟弟"。不过在得知杨某方面已经向本报证实此事后，他又说，“现在官司还没有开庭，你不能发稿子。”
记者再次请程龙华解释“张铁生指责程龙华采访他是采取欺骗手段的”。程龙华说，“我已经说过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隐藏在真实的背后’。”记者请他具体谈谈采访张铁生的经过，他说，“关于采访经过，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只是在法庭上才能说。”(本报记者卓君吴强)
记者附言：张铁生一直渴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来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在他的再三拒绝下，媒体是否有权利打破一个他的平静生活？媒体所强调的大众的知情权和普通百姓的“安静权”、|隐私权，哪个更重要？欢迎广大读者对此发表看法。
本报记者电子邮箱：news-bbs@sina.com zqwuqiang@163.com
调查延伸
《打工》杂志执行副总编如是说
2004年1月6日下午，本报记者与程龙华取得联系。他已经收到了本报传给他的稿子。程龙华说，“杨某本来就是我们(《打工》杂志)的作者，我只是和杨某约稿，没有和他一起去采访张铁生的弟弟。”不过在得知杨某方面已经向本报证实此事后，他又说，“现在官司还没有开庭，你不能发稿子。”
记者再次请程龙华解释“张铁生指责程龙华采访他是采取欺骗手段”。程龙华说，“我已经说过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隐藏在真实的背后。”记者请他具体谈谈采访张铁生的经过，他说，“关于采访经过，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只是在法庭上才能说。”
1月6日下午4时45分，湖北《打工》杂志执行副总编钱钧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代表《打工》杂志发表看法。
①迄今为止，《打工》杂志还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他们只是在网上看到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的消息。
②指责本报的稿子有倾向性。在看到本报记者传真给《打工》的文章“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真相调查”追踪之二《张铁生再次被推到“前台”背后》后，钱钧认为，文章中的两个副标题“选题‘害’了张铁生”、“总部出马‘曲线救国’”带有很强的倾向性，这样的表述是褒义、是贬义谁都会明白。
③《打工》杂志的稿费不仅仅是“千字400元”。如果约到好稿子，会支付更多的稿酬。
④张铁生的稿子发表后的反映。昔日“白卷英雄”发奋，如今张铁生成为“千万富翁”的文章在《打工》杂志发表后，虽然张铁生是历史人物，但是读者反映平淡，读者不太关注张铁生这个历史人物。奇怪的是，媒体却很关注张铁生。媒体的关注是狗尾续貂、还是貂尾续狗，我们《打工》不清楚。在法院判决之前，其他地方的媒体都很平淡，为什么沈阳的媒体会这么关注张铁生事件？
⑤张铁生稿子的价值。钱钧承认他非常重视张铁生这个选题。因为张铁生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打工》杂志的定位是关注打工族的生存状况，全方位反映蓝领、白领、金领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发表《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一文，本意是想从正面写张铁生先生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自身努力，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改变命运的故事。
⑥《打工》发行量是保密的。
⑦张铁生不是一个普通人。本报记者在给《打工》执行副总编钱钧的采访提纲中写道，“作为媒体，我们拥有知情权，告诉读者事实的真相，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也应该享有安静权，大众传媒有没有权利去打扰一个普通人的安静的权利。”钱钧认为，“张铁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将要上市的公司的领导。媒体有权利告诉一个公众人物的真相。”在禾丰公司的网站上有张铁生本人的相片。张铁生的人生经历，网站上也有介绍。
⑧关于张铁生是否同意采访。禾丰公司董事长金卫东在接受程龙华采访时介绍了张铁生的情况。程龙华与张铁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他知道程龙华是记者，这应该代表接受采访。
⑨关于“张铁生”一稿的审查问题，《打工》杂志对任何稿子的审查都很严格，也包括张铁生的稿子，在稿子签发前，还会咨询法务部的同志。
⑩《打工》杂志尊重新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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