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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内中国发起反腐决战
在2004年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将完成反腐败战略调整的“三大转向”，并将在适当的时机，集中兵力主动对腐败发起战役进攻，为在2010年前进行反腐败战略决战创造条件。
据统计，2003年，中国共有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查处(其中3名正省部级)，这13人中，判处死刑1人，判处死缓2人，判处无期徒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15年各1人，已移送司法机关3人。加上已查处但未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数，如此多的腐败高官被查处，如此多的腐败大案要案被公开披露，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仅见。
据中央纪委连续8年进行的随机抽样、直接入户的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统计，最低的1996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只有32.8%，2003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达到了51.9%。
抓重点(高中级干部中的腐败)、攻热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突破难点(监督体制机制制度)，被认为是推动2003年反腐败斗争取得突破和进展的三个方面。
这为中国在2010年前向腐败发起战略决战预作了铺垫。
中央进行反腐战略调整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2月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三个仍然”的论断：“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这“三个仍然”的论断，有着数据统计和客观研究分析的基础。
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数分别为669300人和846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数分别为121500人和137711人，增加13.3%；处分县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20295人和28996人，增加42.9%;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人和2422人，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人和98人，增加25.6%。
这组数据再加上各种民意调查和各种案例分析，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反腐败的形势不是“比较严峻”，而是“仍然严峻”；不仅要“反对腐败”，而且要“反对和防止腐败”。要真正做到“打”“防”并重，以防为主。
2003年作为“反对和防止腐败”战略方针调整后的第一年，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吴官正主持中央纪委工作后，在过去反腐败的三项工作格局(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不正之风)和两道防线(思想道德防线、党纪国法防线)的基础上，不断思考制度反腐的问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集这些年各地制度反腐之大成，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个“三位一体”，其目的是能够积极主动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反腐战略将作“三大转向”
随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健全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以2004年为标志，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将出现“三个转向”。
第一，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
从20多年前的反腐蚀斗争，到10年前的反腐败斗争，中国虽然提的是标本兼治方针，实际执行的却是以治标为主。在一些地方，风气没见好转;在一些部门和行业，案件没有减少。
转向主动进攻，要求必须抓大放小，必须在腐败极易多发高发的权力、资金、物资的密集领域，整合反腐资源，主动发起进攻，进行“大兵团合成作战”。
转向主动进攻，要求必须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变以手工作坊式的个案查处、行为监督，为集约式的领域查处、制度监督。
第二，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
在中共的反腐斗争史上，大体经历过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果断地停止了运动反腐。中央明确提出，必须下大力“解决制度问题”。
但在实践中，中国在较长时间内基本上仍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反腐模式。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相提并论。十六大提出了“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为制度反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改革开放的25年基本上是向下放权的25年。但是，由于监督的缺乏，出现了地方各级组织的权力向个人(主要是一把手)集中的现象。
在宏观上，各级纪委几乎从无监督、检查同级党委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中观上,各级纪检机构几乎无不在人、财、物权上受制于同级党委;微观上，各级纪委书记几乎无人按“党内五项监督制度”越级向上级纪委报告同级党委书记违法乱纪行为。
没有经常的监督，必然经常滋生缺点;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监督上的这“三个没有”，既是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设计的弊端所致，也是现行党内监督体制亟须改革的原因所在。
2004年，将是实现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稳步推进的重要一年。为了强化党内监督，中国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反腐战术将作“三大转变”
与战略上的“三个转向”相适应，中央提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打法上还应努力完成三个转变：即从“小作坊式”个案反腐，向大规模的“集约式”规模反腐转变；从纪检机关、少数职能部门分散地、单打独斗式地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合成作战，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从侧重打击腐败，向惩治和预防腐败并重转变。
当前，反腐败需要新的动力源。如果反腐败只是职能部门的事情，而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到头来必然会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反腐败要真正把权力回归人民。
胡锦涛指出，反腐倡廉的过程，就是“不断以新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的过程。
200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认真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
中央认为，反腐败能否持续健康深入地向前推进,必须注重反腐败的成本核算。不能用增加反腐败成本的方法去反腐败,而应用加大腐败成本的方式去反腐败。必须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
2004年的反腐败，将在党内民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党内监督，并以改革和完善党的纪检体制为重点，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取得突破。同时，还应在适当的时机，从权力、资金、物资密集区域选择基础条件好的领域和部门，集中兵力主动对腐败发起战役进攻，为在2010年前进行反腐败战略决战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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