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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25日北京时间9点18分，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以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
一伙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受到了社会主义法律的制裁。一伙妄图改变历史进程的野心家，终究未能逃脱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凡是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们，决不会忘记林彪、“四人帮”一伙在中国大地上逞凶肆虐的那些恶梦般的情景。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如同神话中一股从铜瓶里冒出的青烟，很快变成了魔鬼一样，几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涂抹着各种油彩的角色，居然在顷刻之间窜上了权力的高峰，变成了一种似乎可以左右一个伟大民族的庞然大物。他们盗用党和国家的庄严讲坛向全国人民发布着各种指令，愚弄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进行宗教式的朝拜。他们装模作样地摇着“红色宝书”，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塞进了党章。他们满以为可以扭转乾坤，操纵人民的未来。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开始，无情的历史已经决定了他们今天的命运。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马克思在一封书简里就这样写过：“国家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东西，要它表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只满载傻瓜的船也许能在风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看来，马克思笔下的傻瓜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绝妙写照。这些被野心和权欲弄得发狂的傻瓜们，乘船逆流行驶了十年之后，终于被人民的海洋吞没了。一座建立在贪婪、欺诈、阴谋的沙滩上的权力大厦，象海市蜃楼一样消逝了。历史经常用许多偶合嘲弄着那些过眼烟云的人物。十四年前，当北京西山正是枫叶如丹的秋天，林彪、“四人帮”一伙开始了他们的冒险生涯。得意洋洋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十四年后，在北京又一次万山红遍的时刻，这些煊赫一时的显贵们终于把自己的政治日历翻到了最后一篇，无可奈何地坐在被告席上听候人民对他们的审讯。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目睹了这场戏剧性的变化。这不能不使我们深信“天网恢恢”这句古代名言中所含有的唯物主义的哲理。在特别法庭上受审的这伙无耻的丑角，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疯狂演出了长达十年的丑剧；现在，终于退场了。尽管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们中的某些人一直没有表现出“人”这个称号起码的诚实，江青百般狡辩，猖狂反扑；张春桥拒不开口，负隅顽抗。但是，在判决书列举的一桩桩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前，任何伎俩也无法改变他们必将遗臭万年的结局！
其实，特别法庭对这伙罪犯进行判决所依据的罪状，仅仅是他们全部犯罪记录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它们也足以使世界上一切有理性的人们为之发指。正如李密在控诉隋炀帝的罪行时所说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中国大地上哪一座城镇曾逃脱过他们魔爪的践踏？哪一个农村听不到寡妇孤儿的哭声？那些被无辜抓进牛棚和监狱里已经死去和仍然活着的人们，都是林彪、“四人帮”这伙罪犯无法抵赖的见证……
(一)
当我们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采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的报道时，十年动乱中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景不时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耳边又仿佛响起了千百万受难者的悲吟。几百万字的罪证材料，象一部编年史一样，揭开了这一伙阴谋家是怎样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黑幕，记录了一个封建法西斯反革命集团是怎样产生和灭亡的过程。
马克思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是怎样登上法国政治舞台时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在中国，林彪、“四人帮”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专制的“亡灵”和现代迷信的“梦魔”，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借以孳生和发育的温床。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变成招引封建专制的经幡；他们把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感情，变成祭奠现代迷信的贡品。他们把无数先烈用鲜血建树的历史功勋一笔勾销，把亿万人民拥戴的领袖人物神化为“几百年”“几千年才产生一个”的历史主宰。他们把对待领袖个人的态度作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从这里出发，他们也就为自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铺设了阶梯。现在，当我们重温这段阴差阳错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彪、“四人帮”在进行许多罪恶活动时都惯于采用极其隐蔽的手段，唯独制造现代迷信倒是相当露骨的。1967年1月23日，林彪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就正式宣称：反对领袖，“就是反对一切”。“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有学会忠于领袖，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学问。从这以后，神化领袖个人竟成了共产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对领袖个人稍有异议、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意见分歧，都变成反党反革命的最大犯罪。这样，在现代迷信的狂热中，林、江反革命集团象一条熬过冬眠的大蟒一样，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蠕动起来。在那些日子里，林、江一伙编导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滑稽戏，被强行普及到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农民在锄地以前要面向东方致敬，工人在车床旁要朝着画像行礼。在学校，在机关，在医院的病床上，在飞翔几千米高空的民航机里，到处可以看到“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奇景。在北京的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我们就多次目击过，数十万群众为一句“最新指示”的发表，进行通宵达旦的“庆祝”和“欢呼”。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这种被赋予宗教色彩的现代迷信，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了一条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逻辑，反对领袖个人就是反革命，反对林彪、“四人帮”就是反对领袖本人，因而也是反革命。林彪、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制订的《公安六条》就明文规定：凡是反对林彪的都以“反革命”论处，凡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都定为“反动行为”。随着他们反党夺权活动的加剧，这种政治逻辑的推理范围象数学概念上的“无限大”一样，每日每时都在随着不同的政治行情任意膨胀。于是，反对林彪的亲兵家将，反对江青的食客门徒，都统统属于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之列。据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而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二十四万九千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一百万人以上。在那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现代造神运动，象一场拔地而起的龙卷风，不知破坏了多少温暖的家庭，不知窒息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们在全国各地采访中，耳闻目睹的各种无奇不有的冤案何止千万！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从人口密集的城镇，直到偏僻遥远的山村，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报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不言而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挑战的人们，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象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象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扑去，并把他们捕获到今天的审判台前。
(二)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曲折过程。当林彪、“四人帮”这伙风云人物刚刚崛起时，人们还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在耍弄反革命阴谋和权术上竟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现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纵观他们全部犯罪活动的记录，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攫取个人权力上的贪婪无耻，他们在镇压群众时的狠毒无情，他们见风转舵的诡诈，他们指鹿为马的蛮横，可以说远在历史上某些暴君酷吏和奸党佞臣之上！中国古代有一个荒淫无道的殷纣王，为了同自己的爱姬打赌，一句话就把正在涉水过河的两人的双脚砍断。这件事在史书上被当作残暴的典型例证，受到人民的千古唾骂。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皇”江青也只用了一句话便使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断股折臂，有些甚至丧失生命。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召见河南省群众组织的代表时，公然煽动群众“拿起武器”自相残杀。她的话一经传达，郑州等地立即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了庞大的武斗队伍，修筑了工事，配置了武器。四天之后，郑州烟厂的硝烟弥漫，接着，开封化肥厂的枪声日夜不停。这两场武斗的结果是37人当场毙命，290人伤残，300人当了“俘虏”，其中两名“俘虏”被枪杀和活埋。事后，当人们向江青汇报这两次“战况”时，她竟听得眉开眼笑，连声称赞武斗指挥者的才能，说他是“杨子荣”式的英雄，他的事迹“可以写一本戏”。从这开始，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场把千百万人民投入血海的“全面内战”的惨剧拉开了帷幕……是的，这是在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期间，我们党确实犯了令人痛心的“左”的严重错误，致使林、江一伙得以利用这种错误来进行自己的反革命勾当。但是，正如不能将医生的医疗事故造成的伤亡与强盗打家劫舍进行的凶杀相提并论一样，我们决不允许林、江反革命集团把自己货真价实的刑事犯罪诡辩成什么“路线错误”。特别法庭展示的大批罪证材料说明，对这伙破门而出的窃国大盗来说，实现“改朝换代”是他们的共同目的，施展阴谋诡计是他们的共同手段。受审的十名主犯每人都有一套残害忠良的鬼蜮伎俩，都有一本血迹斑斑的罪帐。他们象《西游记》里一群饱含毒汁的蜘蛛精一样，用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的蛛丝，在中国的大地上织成了一幅大诬陷和大谋杀的罗网。从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到辛劳一世的掏粪工人，从南征北战的将帅到入伍不久的新兵，惨死在这幅罗网下的干部和群众何止万千！千百年来受到人民诅咒的宋代大奸臣秦桧，在陷害抗金名将岳飞时用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罪状”叫“莫须有”，意思是“也许有”罪，结果就使一位驰骋中原的民族英雄屈死在风波亭上。如果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相比，秦桧在诬陷别人时还多少有些遮遮掩掩，而林彪、江青之流却要肆无忌惮得多！且以江青为例，她除了伙同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仅在有关单位保存下来的部分讲话录音中，她直接点名陷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174人，强加的罪名有四五十种之多。什么“叛徒”、“特务”、“汉奸”、“恶霸”、“走资派”、“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等，不一而足。1971年12月29日，江青到北京体育馆观看游泳跳水表演后，在几分钟的“即兴”演说中，就“即兴”地宣布了两个“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一个是有名有姓的“反革命”，罪状是“这个人很坏、最坏”，另一个“反革命”她连名字还不知道，但已判定了他的罪行。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个高个子，每次去都看到他好象要打我的样子，眼睛里充满对我们的仇恨，这个人关起来没有？不关起来也要弄下去劳动改造……。”毫无疑问，那个“高个子”很快就遭殃了。在这次审判中，当特别法庭判定江青等被告应对他们制造的各种荒诞无稽的政治谋杀案承担刑事责任时，他们虽然对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无法抵赖，但却把这一切推诿为“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这更是枉费心机。在整个十年动乱中，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是他们，狂叫“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是他们，煽动群众“不要担心过火行为”的也是他们。过去，他们把“群众运动”当做自己手中猖狂进攻的矛；今天，他们又把“群众运动”作为保护自己的盾。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各自的罪责，相反使广大群众更加清楚地看透他们“运动群众”的罪恶嘴脸。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他们在公开利用“群众运动”的同时，还承袭了中外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的共同手法，秘密地网罗死党，组织自己的“第五纵队”。爬上了“副统帅”高位的林彪，建立了特务组织大小“舰队”，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钻进了中央政治局的张春桥，还亲自在上海组织代号叫“244”的特务小组，暗中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试问，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身居要职的新贵们还要在国家专政机关之外，建立直属于他们个人的秘密组织，从事“隐蔽的斗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写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这些“直接遵旨行事”的钦差，一面大讲“仁爱”的封建礼教，一面大兴冤狱捕杀志士仁人。看来，历史虽然前进了几百年，但在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丑类们的身上，仍然免不了要出现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在林彪、“四人帮”这伙衣冠楚楚的“左派”们的背后，不正是露出了古往今来各种反动势力所共有的尾巴吗？
(三)
林彪、江青一伙一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大肆毁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一面却居然把这场浩劫称作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林彪)。但是，这一比喻正如恩格斯嘲讽杜林时说的那样：“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
被恩格斯评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的文艺复兴，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用“人道”代替“神道”，用“人权”代替“君权”，用思想解放代替宗教桎梏，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里为人类造就了多少象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巨匠，留下了多少如《蒙娜丽莎》这样的艺术珍品！那么，被林、江一伙标榜的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究竟为人类创造了一些什么？又为人类留下了一些什么呢？身历其境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证词”。1966年的秋天，这场浩劫开始不久，我们就在首都目睹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景象。在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一批素负盛名的学者、教授和科学家们的脸上涂着墨汁，头上套着纸帽，任人侮弄。在一个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门口，一场“破旧”、“焚书”的“盛典”正在进行，两根竹竿挑起一块横幅，上面写着“送瘟神”三个大字。一堆一堆图书被七手八脚投进冲天的烈火里，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和王实甫的作品，都在滚滚浓烟中化为灰烬……。这种似梦非梦的情景使许多善良的人纳闷，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都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奉送给剥削阶级，那么，这场“革命”的结果，又拿什么留给“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呢？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指挥下，“焚书”和“坑儒”同时并举。知识分子不仅遭到体罚，还得忍受“触及灵魂”的“辱刑”。如果把他们遭受迫害的经历汇集成书，这部巨著的篇页不知有多么浩繁！在这里，我们谨向读者介绍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事。
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刘崇乐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阀”。这位年近七旬的昆虫学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连昆虫没有足够的食料都难以生存，而这位病弱的老人却长期食不果腹。有一次，他饥饿难忍，颤颤抖抖地去拣食掉在地上的玉米粒，马上挨了几个耳光，刚进嘴的玉米粒又被迫吐了出来。接着，“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他摇摇晃晃，在一阵哈哈的狞笑声中跌落河里。就这样，这位享有盛名的学者，被一种他从未研究过的“毒虫”折磨死了。动物研究所还有一位副所长，在浩劫来临前就离开人世，但仍逃脱不了死后受蹂躏的恶运，他的骨灰盒从八宝山被搬出来“杀鸡儆猴”；当着许多科学家的面给用铁锤砸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人们知道，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迫害科学家，主要因为他们发表了触犯《圣经》、不容于人们愚昧偏见的学说，可是，在“文化革命”下的中国，一些早为人类文明史所证明的常识，也会成为讨伐的对象。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办了个《自然辩证法杂志》，搜罗一批“造反派”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造反”。这家杂志的一个把关人连数学上“无限大”的符号“∞”都不认识，审稿时质问为什么要把“8”字横写。就是这么一伙人，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终于发现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相对论”，就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把爱因斯坦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振振有辞地说，现代生物学的基础理论遗传学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把孟德尔划为“剥削阶级的代表”。这个反革命集团好比一个石磙子，在中国的科学文化园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撞倒树木，摧毁花草；把泥土压硬压实，使任何种子都难以萌芽生长。科研单位被撤销，科研人员下放改造，文艺团体被迫解散，刊物和文化馆站停办，文化古迹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坏。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地著述《史记》，哥白尼虽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观察星辰。可是，在“全面专政”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活动”。他们有的在监狱里进行科研，有的在“牛棚”里从事创作，有的在专政队苦练台步……尽管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但仍然无法填补林彪、“四人帮”在光照千古的中国文化史上造成的大段空白。文艺复兴冲破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四人帮”却把启蒙人民的教育事业当作死敌。无休止的动乱，“停课闹革命”，使我国三亿多青少年丧失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江青一伙还不停地在如同荒原的教育园地上斩草除根，宣称学校只需设一个“斗走资派专业”，大反智育。那十年对文化悠久的中国是一次大反动、大倒退。它摧残了我们民族的美德，毒化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破坏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高尚的精神文明。那时，无知不为耻，伸手要官是“革命行动”，结帮夺权叫“造反精神”。行凶、抢劫、无赖、欺诈、告密、伪证，象“虎列拉”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猖狂蔓延，一批文盲加流氓式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每个时代都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恩格斯赞扬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而人们将如何评价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呢？说它“是一个需要罪犯而且产生了罪犯——在残酷野蛮、愚昧和无知方面，在只有兽性而没有人性方面的罪犯的时代！”这也许是符合事实的确切结论。
(四)
在采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特别法庭提供的大量罪证材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用封建专制来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用现代迷信来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最大的罪行，也是我们民族遭受十年磨难的症结。
当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以后，民族和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即使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要镇压人民群众或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也不得不把法律当作自己的遮羞布。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竟敢随心所欲地囚禁和杀害国家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封建法西斯的独裁专政。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史上一种极其罕见的反常现象。
在特别法庭的审讯中，反革命主犯江青毫不掩饰地供称，她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另一名主犯陈伯达也供认“文化革命”就象“发疯”一样。借用他们的话来形容那动乱的十年是再也确切不过的了。那的确是这帮反革命分子“无法无天”的“发疯”的时代！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年月里，林、江反革命集团在扼杀社会主义民主和摧残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曾经制造了多么荒谬反动的理论，动用了多少残酷野蛮的手段！林彪杀气腾腾地把“无产阶级政权”解释为“镇压之权”，张春桥穷凶极恶地叫嚣要对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他们把社会主义民主当成自己任意玩耍的摆设，给社会主义法制强加上“阶级调和”的罪名。就这样，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变成了一堆废纸，由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把持的“中央文革”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绝对权威”。只要他们一句话、几个字、画个圈，深受人民拥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会销声匿迹，劣迹多端的政治流氓就会冲天而起。特别法庭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说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就是民主、法制横遭蹂躏的一个典型事例。江青一伙擅自“批准”中南海造反派对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张春桥之流公然“指示”北京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的运动。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剥夺国家主席的职权，囚禁国家主席的人身，根本无视宪法规定的程序。就凭一批“大字报”，几本假材料，亿万人民选举的国家元首便被“盖棺论定”了。查遍中外历史，难道还能找到比这更加“无法无天”的事例吗？正是在这种超法律的“镇压之权”的统治下，人民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国家的正常秩序被破坏殆尽，生产长期陷于停顿，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饱受倒悬之苦，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被拉回到了黑暗的深渊……
但是，林、江一伙的倒行逆施，从反面向中国人民揭示了一个真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就会丧失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切，人民必须用前仆后继的斗争来捍卫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
1976年春天，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一伙的仇恨和反抗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如同古代那些身穿白衣白甲的哀兵举起丧旗发难一样，压制对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悼念，激发了一场酝酿蓄积已久的革命风暴。(⑶⑷)
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四五运动”的高峰出现在首都北京。五十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涌进了天安门广场。从这里传向世界的声音有哭泣，有怒吼，有血有泪，但总的基调是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要推翻“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
这是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举行的一次缺席审判。尽管这伙罪犯当时还大权在握，逍遥法外，但正义的力量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现在，这伙反革命罪犯终于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亿万人民的心愿实现了。它表明，不管道路多么艰险曲折，人民的意志终将胜利。中国人民总结了自己惨痛的教训，决心铲除产生祸害的根源，同心同德兴建一道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法制的长城。这是真正保卫人民权利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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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结束了。
从天安门的声讨到正义路的审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说五年前人民的奋起，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段暗无天日的旧岁月的即将终结，那么，五年后法庭的判决，则宣告了一个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新时代的开始。马克思早就作过这样的科学论证：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前进，“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人类也总是要不断地前进，总是要“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庄严宣判，表明中国的历史已把十年动乱中那种无奇不有的“生活形式”送进了坟墓，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同自己灾难深重的“过去”诀别！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最后的回光返照终于消失了。当我们离开特别法庭驱车返回时，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人们正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着特别法庭对罪犯们判决的结果。是的，重温十年浩劫的历史，不能不又一次勾起人们内心的伤痛。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之后，清理废墟上的败瓦残砖，是为了重整田园，兴建新的大厦。在一场灾祸酷烈的“政治地震”之后，我们的人民已变得更加清醒和成熟，我们的国家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人们满怀信心地预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厦必将在新的神州大地上巍然屹立。多难兴邦，义师必胜。对于久经忧患的民族，对于饱受坎坷的人民，还有什么样的荆棘、泥沼、山岗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一支不忘以往苦难和屈辱的队伍，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战胜的！
1981年1月27日
(本文与郭超人陆拂为同志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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