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湘东湘中的农村走过，我好象翻开了一页湖南苏维埃农民运动的历史，走进了一个革命的故乡。
在那些曾经进行过狂风骤雨般的农村大革命的地区，直到如今从任何一件细小的事物上你都可以发现不少宝贵的革命遗迹，感觉到农民们充沛的革命热情。在醴陵，我曾经看到过被老人们珍藏的红军的歌词，在浏阳我也曾看到过墙壁上已经被风雨剥蚀了的“猛烈扩大苏维埃”的大字标语。只要和农民们谈起话来，四十岁以上的人们都会骄傲地告诉你许许多多当时革命的故事，农民们不仅熟悉毛主席，彭副总司令，而且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红军某一团某一营的具体番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他们甚至可以不吃中饭带着你去参观那些曾经是游击队活动过的山林，并且指给你看，在什么地方他们曾分过地主的粮食，什么地方曾召开过全乡苏维埃的大会。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我问起当时苏维埃的情况时，全家人都一齐争着回答，妇女们讲她们的妇女会，男人们就讲贫农团、赤卫军。从他们那种眉飞色舞的神情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再比革命那样使他们高兴了。事实上，二十年来，不管反革命如何残酷的杀戮和镇压，这里的农民是始终没有忘记苏维埃和红军的。每个人的心里都默默的相信：“革命总会回来的”。
有一次我曾经访问了平江的一个赤卫队员，他是一个贫农，一九三四年曾经被国民党灌过辣椒水，吊在梁头上。当蒋白匪帮在湖南疯狂地进行高压和掠夺的时候，他曾经几次把赤卫军的梭镖，从地下挖出来，偷偷地磨得雪亮，藏在床头等待着老红军的归来。在长沙我也曾听到这样一件动人的故事：九福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协会员，前年染病在床，他怕自己快要死了，便嘱咐家里人说：“我死了，你们把我埋在大路旁边，我睡在地下，也要看看红军的队伍回来。”同样地，在浏阳，我曾和一个老农妇谈话，她是过去苏维埃的代表，有两个儿子都被反革命杀掉了，她谈起当时的情形，激动起来，一口飞快的湖南话我几乎完全不懂，只听她说红军好象回来过，似乎还领着群众去镇压了反革命，因此她能以亲手给儿子报了仇，后来我仔细问她，才知道她所说的并不是事实，而是二十年来她曾经做过好几次的梦。当时我很感动，我想湖南农民，盼望红军，等待红军的心情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笔墨所不能传述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感情了，“革命总会回来的”，他们就在这种坚强的信念下，整整等待了二十余年。
二十年不是一个短促的时间，而是一个飞溅着血泪的漫长的路程，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地主们对湖南革命群众和红军家属的迫害，农民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许多白发的老人，提起来无不满眼泪水!在我所访问的许多群众中，几乎没有一家不遭遇反革命的杀害，平江县七十万人口，二十年来死在反革命屠刀下面的竟不下十余万人，其中多少人家被杀得灭门绝户，连三岁孩童也难以幸免。醴陵、浏阳、长沙、安化、攸县等大小市镇，几乎天天不断地悬挂着革命群众的人头。在这些地区受过毒刑，坐过牢狱的男女农民简直不计其数，孤儿寡妇之多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平江我曾经遇到一个姓吴的老太婆，她的八个儿子被国民党杀掉六个，现在就整天盼望着在红军中的两个儿子回来，只要一看见解放军的同志，她就上前拉着问：“同志，你看见我的儿子没有?”另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在平江城里要饭，据了解她也是老红军的家属，她的丈夫是在二十年前跟随着彭德怀将军走了的，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屠杀，她全家十余口大部遭难，现在只剩下她和一个七八十岁的婆母，终日乞讨为生，她自己也曾被敌人砍过一刀，至今脑后还有一条深深的伤痕。当我们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几乎一字一泪，泣不成声。一个老红军干部，听了她的述说想起自己家庭被害的情景来，也忍不住痛哭失声，使周围的人个个为之感动。类似这样的事实，在这里是并不稀奇的，二十年的血泪和仇恨，农民们是咬着牙忍受下来了。正象长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革命所说的：“我们有的是脑壳，砍掉老的，还有小的，越杀越要革命。”这种英雄气概，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心，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动摇呢?
我曾经以最大的热情采访过农民斗争的情形，在匆匆的时间和片段的材料里，我发现大革命时代湖南农民运动的光荣传统还一直在继续着、发扬着，农民的革命斗争，二十年来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停止。有些地区农民协会和贫农组织，也在我地下党的秘密领导下，一次次地被破坏，又一次次地重新组织起来，特别是近年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残酷的压榨，以及解放战争的光辉胜利，湖南农民斗争又象烈火一样地燃烧起来了。在平江、浏阳、醴陵、攸县以及湘中的三湘地带，群众抗粮、抗丁、抗工、抗租的斗争发展得异常迅猛，开始是有组织地消极逃避，以后就有计划地积极抗争。敌人把粮食抢去，他们就再抢回来。敌人到农村来捉人，他们就全体出来保护。敌人特务横行，他们就把特务捉起来送到游击队去。由于匪军到处奸淫抢掠，他们就组织自卫团游击队用大刀长矛和敌人搏斗。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事实：在益阳农民们曾经把一个伪警所的枪枝全部缴械；在长沙河西乡白匪一个班由于奸淫妇女被当地群众全部解除了武装；在宁乡，有一次当敌人数路大军进攻人民游击队的时候，当地千余群众缠起红布，拿起梭镖自动帮助游击队作战，而其他零星地杀匪夺枪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直到解放前各地农民反蒋起义的武装已不下七八万人，许多老红军的英雄儿女们，又重新拿起父兄的梭镖卷入了革命的洪流。
但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发展得最壮阔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今春以来席卷全湘的调剂民食的斗争。这一斗争有些是农民会有组织的领导，有些则完全是自发的。今春湖南青黄不接，再加上白匪拚命地搜括掠夺，农民普遍陷于饥饿，而一些恶霸地主们不仅不出负担，甚至把多余的粮食用来放高利贷和作投机买卖。群众向他们借粮，他们不仅不借，反而催粮催租，逼得群众无路可走。有些地方地主们甚至把持积谷仓(即义仓)，把积谷粮充作公粮交给白匪，因而引起农民极大的不满。各地贫苦农民为着活命，遂团结起来发动了向恶霸地主的借粮斗争，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为大革命以后所少见。许多县乡农民百分之七十以上均英勇参加。湘潭忠晓乡一夜之间农民把所有恶霸地主的粮食统统封了起来，除地主食用的外，其余必须全部借给群众。攸县罗家潭有一个恶霸地主，群众向他借粮他总说没有，但暗地里却把三百石谷子用船运往长沙去卖。群众发觉后，立即集合了好几百人，带着箩筐、口袋，跑到河边当场就从船上硬下了两百多石谷子。在这一斗争中湘东各县以安化的农民表现得最为积极，斗争的规模和声势也最大，该县农运大部分是由农会有组织领导的，仅东乡一个乡即有农会会员一万多人。他们采取的办法是由农民大家评议，给恶霸地主派定借粮数目，如若不借大家就到他家里去讲理，山口乡一千多群众要求地主借粮，地主不肯，他们就住在他家里不走，饿了就劈仓拿米煮饭，冷了就烧柴烤火，夜里没处睡大家就围火堆诉苦，这个说他每年剥削我多少粮食，那个说这些柴有很多都是我打的，有的说由于交不起租子地主占了他的地，有的说他的父亲就是地主逼死的，大家越说越苦，越说情绪越激动，地主见势不妙只好答应借给四百石谷子。但也有的地主勾结乡保武装及匪军来镇压的，可是群众并不害怕。湘潭易俗河群众挑了地主七八十石谷，次日地主把匪军请来捉人，农民说：“好，要捉大家一齐去，反正饿死也是死，还不如坐牢有人管饭。”弄得地主和反革命也无可奈何。
湖南老苏区的农民们，二十年来就在这种等待、忍受，以及坚持斗争中度过了这段黑暗的年月，如今这些地区已大部解放，农民们到处都在欢呼着：“革命又回来了!”我想，仅仅这样一句话，它包括了湖南农民多少说不出的感情呵。每当我从一些白发老人的谈话中，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常常禁不住被感动得流泪。是的，“革命又回来了”，而且革命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
一九四九、九、二十日于汉口
|
